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廖舟 译
雅诺什·科尔奈（1 9 2 8 – 2021）已经去世了。他没能活着赢得诺贝尔奖， 但他早已因对经济思想无可置疑的原创性和开拓性贡献而值得一个诺贝尔奖。他不仅是自奥斯卡·兰格（O s k a r L a n g e） 和米哈乌·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以来中东欧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甚至是整个奉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他是一位享有全球声誉的学者， 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多地赢得来自世界各地的赞赏，而不仅仅来自他的祖国匈牙利。
计划中的均衡，现实中的不均衡
科尔奈在半个世纪前出版了名为《反均衡——经济系统理论及其研究任务》（A n t i – E q u i l i b r i u m : O n E c o n o m i c System Theory and the Task o f R e s e a r c h）的突破性著作（该书简体中文版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 9 8 8 年出版），因此在全球崭露头角。他参与了1968年对匈牙利经济体制进行重大分权改革的辩论，在此过程他对一些事情有了坚定的看法，这就是写《反均衡》的起因。书里有一系列坚定的声明，有的地方措辞严厉，例如“尖锐的语气可能是有用的， 因为电击疗法比镇静剂可以更好地治疗某些疾病” 。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分权改革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经济自由化方面所做的影响最深远的改革。我当时刚开始学习经济学，但那时就意识到一定要追踪科尔奈的研究。多年以后，他又出版了一本名为《思想的力量： 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 B y Force of Thought: 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 o u r n e y）的书（该书简体中文版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回顾了他对经济及其运作理论解释的演变， 并且不遗余力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也是伟大思想家们的一个罕见特征。
事实上，雅诺什·科尔奈以其思想的力量、研究的深度和理论融合的精准极大地推动了体制转型。他依靠的是思想，而不是行动。他没有去筑起路障和参加集会，没有参与政治， 而是一直追求影响他人的思维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那常常是高度理论化、模型化的讨论对经济实践具有实质意义。从1989 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到1994年， 他一直是该行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从1995 年到2001年， 他是匈牙利国家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不幸的是，他的意见并不总能得到重视。货币政策委员会是做重要决定的地方，是真正的经济圈子， 他后来分享了在该委员会工作时的痛苦回忆， 他最后悔的是在那里浪费了时间； 实际的货币政策并不遵循委员会的意见。同时， 他对1972年至1977年间作为专家在大西洋彼岸担任联合国发展规划委员会副主席的工作，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译者曾就此问题请教本文作者科勒德克教授，他表示，现实世界中的政策没有遵循专家建议并不罕见。同时，在联合国提供专家建议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些建议更为笼统、更具战略性。专家在纽约或者日内瓦给出建议，与采纳或者不采纳这些建议的地方可能相距遥远。作为对比，为在布达佩斯的中央银行提供的政策建议可能是紧急性质的，有关当局要迅速决定采纳或者不采纳—— 译者注）。
50年前，我们许多生活在易北河和西太平洋之间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即使此时此刻并不顺利，但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当时没有人把这些想法当作一种严肃的警告，即存在另一种可能， 就是如果不进行改革，建立在近乎无处不在的国家所有权基础上的中央计划体制可能很快就会失效。在本世纪初我和科尔奈多次见面时，我问他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基本上只有描述性的一面？为什么他的理论只限于描述和解释经济动态的力量和机制的运作，而对如何减少它们的不完善和改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作却只字不提？为什么他的文章没有从描述性的角度转向规范性的角度，从解释体制如何运作转向提出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方法以使其更好？ 我得到的回答是， 这是因为他确信—— 至少从1960年代末开始—— 已经无法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当我询问为什么在他那个时期的作品中不能明确找到这样的观点时， 他回答说， 他没有写如何改革体制的事实本身就间接表明， 早在那时他就已经确信计划经济不可避免地进入黄昏了，因为计划经济是无法实现自我均衡的。
科尔奈的另一部名著《短缺经济学》（E c o n o m i c s o f Shortage）（该书简体中文版已经由经济科学出版社于1986 年出版）让他的崇高名声不再局限于当代经济思想学界。毫无疑问，这是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因果机制最为重要的理论著作，也对一些学者思索社会主义体制的市场改革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同时也证实了其他学者的信念，即已无法修复这个体制的问题。没有其他作品像这本书那样强烈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思维方式。例如， 叶戈尔· 盖达尔曾是俄罗斯和其他后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意见领袖、莫斯科经济转型研究所所长、1992 年下半年的俄罗斯代总理， 他的看法具有重要意义：“雅诺什· 科尔奈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社会主义经济的运作方式。他的《短缺经济学》对我和我在俄罗斯的同事来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当时，这部作品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受欢迎，也没有被广泛翻译。它没有在罗马尼亚出版，因为上世纪80年代没有出现短缺……（相反， 《反均衡》在1974年就以罗马尼亚语迅速出版了）它的俄文版在1990年才出版（而《反均衡》根本就没有被翻译成俄文版），在1985年它以一个略显委婉的标题在波兰出版，书名被按字面翻译为《经济中的短缺》。这种婉转表达是一种预防性措施， 以避免狂热的审查员因担心引发最高层的不满而进行干预。毕竟根据官方主流理论，“短缺经济学” 的说法不应该指向中央计划经济，而是指“经济中的短缺”，这种短缺显然是可以被消除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 科尔奈的第三部伟大作品来得太晚了。它有一个独特的标题，因为它把两个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出了名地易被混淆（当时主要是在西方，而现在是除了中国之外的几乎所有地方） 的术语放在一起。1992 年，当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不复存在时，一本名为《社会主义体制： 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The Socialist System: T h e P o l i t i c a l E c o n o m y o f Communism）的书问世了（该书简体中文版已经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在这本书中，科尔奈引用了我在20 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表和出版的关于体制改革和反通货膨胀政策的两篇论文及一本论著。他当时参考的其实是我寄给他的手稿而不是两年后才出版的书。当他以书面形式向我请求引用我书中的一个表格时，我对他的认真态度既感到惊讶又印象深刻。这部作品的被引次数（近4 . 8万次）甚至超过了著名的《短缺经济学》（不到4 . 4 万次）。该书是作为美国大学的教科书出版的，最初从哈佛大学开始， 关于中央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常以《共产主义经济学》的名义被教授。伴随着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转型， 我们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部学术著作是他不朽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应当被每个自重的大学图书馆收藏。
作为科学而不是苏维埃研究的经济学
雅诺什· 科尔奈明确证明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缺乏有效的机制来淘汰竞争力不强、经营不善的公司，而倾向于为表现不佳的公司通过自由裁量的方式提供补贴。鉴于制度上缺乏硬性的预算约束，迁就员工的不合理要求，这些要求“软化”了体制，并不断将经济推向不均衡。
《反均衡》一书的创新性和开拓性贡献，在于创立了一套独特又恰当的话语体系来描述和分析与西方不同的经济体制。这套话语也不同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相关文献中的主流话语。他的形式化语言（f o rm a l i s e d l a n g u a g e）并不对每个人的胃口；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它，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它的逻辑。他的写作风格确实可以更简练一些， 但他故意用这种独特风格把作品呈现给那些经验丰富的、能参与当前重大事务的读者。《反均衡》让许多当代经济学家意识到了现实经济的挑战和理论在解释上的无能。他写道： “ 环境是经济组织和系统的稳定器之一， 只有当环境变化超过了一定的识别阈值时， 才会启动某些程序或者才会调整规模， 太窄的识别阈值会导致过度敏感、不必要的波动和改变； 而太宽的识别阈值则会削弱适应性， 导致僵化。”总之，“社会主义经济并没有被证明是过度敏感的， 反而是极其不敏感的。只有在尖锐而严重的信号作用下，生产线才会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
科尔奈是一位博学的经济学家，而不是反共的苏维埃研究者。他没有与社会主义对抗，也没有预言其不可避免的剧变，尽管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发现一些间接暗示，在他看来，从体制上无法深刻重建经济的制度基础。作为一位在西方很有名气的学者，他越来越经常地被邀请到西方，后来他在美国开始定期授课。1986 年至2002年期间， 他在哈佛大学教授并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与其他一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被称为共产主义）的社科界名人不同， 他没有参与“反共产主义”的斗争，而是埋头发展自己的理论。他的学术历程体现了往复运动的特点。他有自己明确的观点， 所以这并不是说他在学术和政治上摇摆不定， 而是说在他的科研和个人生活中，他穿梭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和布达佩斯之间：一个学期在哈佛大学，另一个学期在匈牙利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和中欧大学。
这种独特的往复运动是很有意义的。科尔奈用这种方式表明，团结世界的东西比分裂世界的东西多。他批判性地观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 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看似不相融的经济思想在方法上和内容上都完美地整合了。我相信他当年的成就甚至超越了美国主流经济思想所能理解的范畴。只有他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才能实现这种成就， 因为他能够同时深入理解两种经济体制的本质。
在他晚年，于职业生涯的末期产生了一项有趣的研究： 两篇比较对立的经济体制的关键特征的论文。值得注意的是，科尔奈不仅在当时有勇气指出现在已不复存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缺点（这在今天并不困难） ， 而且也指出了目前存在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的缺点。他是唯一一位能以这种方式对比长期短缺的社会主义经济和长期过剩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学者， 强调这两种类型的不均衡都与经济理性相悖， 二者的均衡质量不同。无论是上世纪7 0 年代还是在本世纪头10 年， 无论是在剑桥还是在布达佩斯工作和生活，他都毫不怀疑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
在他往来美国和匈牙利从事科研工作的时候，科尔奈用匈牙利语写作，他的助手马上将新作品翻译成英语。他习惯先以母语出版他的书，然后再以英语出版。这样的安排运作良好，在1971年和1980年《反均衡》和《短缺经济学》几乎同时以两种语言出版，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语言版本，一共有21种，这对经济类学术作品来说是很罕见的。
我们经济学家之间的交往
1 9 8 9 年夏天， 我和科尔奈相识并建立起了友谊。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因为在波兰召开了历史性的圆桌会议，并在6月进行了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 这标志着波兰的政治转型。当时柏林墙还在， 苏联还在， 尽管由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B r e z h n e v D o c t r i n e ） 不再有效， 该主义事实上要求对希望体制转型的苏东国家进行武装干预。正如科尔奈早在2 0 年前所描述的：“环境的变化超过了特定的识别阈值。”
那时，我们都在赫尔辛基的联合国大学的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UNU-WIDER）撰写各自的论文。科尔奈是用匈牙利语写的， 他的助手立即将其翻译成英语， 并编辑手稿形成新书的雏形。他的新作品中的很大部分是基于他上世纪80年代末在哈佛大学授课时的速记稿， 这些英文授课的记录稿的副本很少， 在他最综合性的著作出版前（ 指的是1 9 9 2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体制： 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The Socialist System: T h e P o l i t i c a l E c o n o m y o f Communism），我们只能阅读这些记录稿来进行研究。
在WIDER的两周时间是很特别的，我们不停地工作， 包括在周末，因此我们有机会每天交谈。那时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是，从长期来看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从短期来看波兰如何走出非常严重的短缺通胀（shortageflation）综合症。在匈牙利，短缺通胀肯定没有那么严重，更有意思的是，关于短缺经济的理论就是在匈牙利最终完成的（在1976 年到1 9 7 7 年间， 科尔奈作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国际经济研究所客座教授，在瑞典工作了十五个月，并围绕“短缺经济学”作了一系列演讲，《短缺经济学》就是基于这些讲稿成书，并在匈牙利完成了最后阶段的修订编辑工作——译者注）。当时在WIDER我正研究转型问题，而我在那几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就研究过通胀问题， 也是受了科尔奈思路的影响。谁也想不到我在三分之一个世纪后会再次回到这个问题，将二战时期的现象—— 我称之为短缺通胀1.0—— 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典型不均衡现象（短缺通胀2.0）以及目前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出现的现象（短缺通胀3.0）进行比较。
后来， 我和科尔奈在许多场合见面，最经常是在我们两个国家的首都。2001年，我们邀请他在波兰考明斯基大学就国家在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一个很具启发性的讲座。这仍然是一个在理论上有争议、在实践中很复杂的话题，因此值得重温一下这个讲座，在包括波兰和匈牙利在内的许多国家，讲座的主要内容在20年后仍然不过时。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2018 年在布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举行的国际科学会议期间，该会议是为了庆祝科尔奈90岁的生日。我在自己那本旧的《反均衡》书中，折了许多书角来标记那些载有真知灼见的页面， 我也在书中写下了许多想法。科尔奈为我的书题词：“致格雷格， 致1973年思想开放的年轻读者和2018年更有经验的、聪慧的读者。”的确，尽管该书已经面世多年，但在这些年里，我从这本优秀的、仍然非常有价值的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它不愧为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而在十几年前的2007 年，我还曾请他在那本讲述了他在这个变动世界中的思想历程、非常个人化的书（《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By Force of Thought: I r r e g u l a r M e m o i r s o f a n Int e l l e c t u a l J o u r n e y—— 译者注） 上题词。他写道： “献给格雷格，带着友谊和感激之情，感谢你带领波兰走向成功。”这种成功——被一些人夸大了， 被另一些人低估了——是得益于各种因素的作用， 从科尔奈的理论指导下得出的实际经验当然也发挥了作用。可悲的是， 现在我们在担忧面对非自由民主和经济民粹主义的冲击，波兰转型的成功能否保持下去。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在匈牙利的执政强烈地影响了科尔奈，他毫不掩饰地对此表达了自己的负面感受，因为这使他联想到了法律与正义党在波兰的统治。
2 0 1 8 年， 我献给他的生日礼物是一篇专门为那个场合写的——这位寿星公高兴地称之为“量身定做”——关于中国转型的文章。在中国改革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问题上， 我和他的意见恰好不同。我认为，中国已经成功地消除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短缺，建立了一个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同的新体制， 价格完全自由化， 但预算限制没有完全“硬化”。
此外， 我认为科尔奈关于当代中国的领导人的目的观点太过夸张了。我认为， 中国领导人的雄心是让中国复兴， 并不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 而是确保与其他国家形成富有成效的协同对接。中国的外交活动， 包括大胆自信的“ 一带一路” 倡议， 应该被看作是通过保持经济繁荣来解决国内问题的手段， 而不是一种新的国际扩张主义。有些人沉溺于恐惧， 有些人则沉迷于幻想， 认为“ 中国治下的和平” （ P a x S i n i c a ） 即将来临。绝不是这样的， 尽管我们确实抱有希望， 随着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作用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 这个国家将能够及时地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分享其在集体动员方面的最佳实践， 至少是一些技能。
科尔奈写道， 西方知识分子“ 不仅赞许地看着中国的转变， 而且积极地促进了这些变化”，这是有道理的。我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一过程， 但是， 我通常不认为我们“ 要为没有抗议中国怪物的复活而承担道德责任” 。首先， 不存在怪物。其次， 我们中大多数人质疑过结构性改革中的具体错误和经济政策的缺陷， 并建议了正确的改革方向。中国人民是自己巨大经济成功的缔造者， 尽管也受到外国经济思想的一些影响。如果他们在市场改革的早期阶段没有遵循这些思想， 所面临的情况会更糟糕， 或者换个说法，没有现在这么好。
如果文明要和平共处，可能只有在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很难想象，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时代， 还有什么其他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确保必要的理性的存在。让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然要加上著名的“中国特色”），而既不是腐败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不公平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有极其多样的经济结构， 以及有趣的经济思潮的碰撞， 包括关于私营部门和国家干预、自由市场企业家精神和政府经济政策、监管与自发性、技术和文化的创造性共存。它既不是社会主义， 也不是资本主义；它不是科尔奈所说的怪物， 而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 我称之为“ 中国主义”。
不幸的是， 我们无法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进行学术辩论了。世间不再有雅诺什了……
作者为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波兰考明斯基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特聘教授；译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