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 徐静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暴露出合作理念不相容、组织机构不健全、协调机制不足等问题，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后疫情时代各国合作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9月26日—27日，以“推动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可持续发展论坛2021”在北京举行。在“新冠疫情应对与全球卫生治理”环节中，七位嘉宾就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围绕“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先后发言。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代办乔建荣主持该环节。
全球卫生治理现状、挑战及发展方向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提出，加大卫生投入，将推动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王辰表示，人的健康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人类福祉的核心是健康。人的终极利益就是健康和生命，其他都是以此为基石和载体。健康的定义包含三个方面，即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健康。健康是动态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发展能够不断提升人类的健康水平。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有三个关键词，即医学、卫生和健康。具体来看，医学是为了维护健康的学术内容和技术。卫生是基于医学原理和维护健康所采取的个体到群体到社会的行动。公共卫生是为了维护健康的社会的综合行动。医学产生卫生行动，卫生行动产生健康结果。
从各国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来看，各国包括中国在卫生投资方面处于止步不前的状态，大部分国家没有达到应有的投入水平。现在很多人将卫生投入视作一种消耗或社会负担。王辰认为，卫生投入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很好的投资。一旦加大卫生投入、医学科学投入、卫生教育投入，再通过健康产业拉动，会形成一系列有利于人的终极利益的效益。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在预防心血管疾病上的卫生投入措施，获得了3倍于投资成本的经济回报。因此，经济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卫生健康的职责不仅限于医务界和卫生部门。疾病是健康的重大威胁，是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典型案例。因此，GDP作为社会发展指标是有局限性的，把健康这一指标包括进去才是真正的社会发展指标。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院长、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陈冯富珍认为，此次疫情不仅是一场卫生危机，也暴露出很多领域的脆弱性，同时暴露出世界领导力的危机，破坏了全球卫生合作体系及各国来之不易的社会发展和进步。她表示，新冠肺炎是一场大流行病，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必须要接种新冠疫苗才能够保护自己。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陈冯富珍在论坛上强调，国际团结合作是应对疫情的最有力的武器。要避免阴谋论，加强疫苗生产，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她说，从目前和过去的经验中，可以意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她表示，需要继续支持这些领域的投资，来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疫情的中长期影响，陈冯富珍认为人们的生活质量及福祉中期看会受到影响，但长期来看，仍对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持乐观态度。
《柳叶刀》杂志主编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在发言中表示，当前全球面临三个弱点。首先是残酷的民族主义和自私自利，主要是西方国家，他们带来完全不可接受的疫苗不平等性。其次是气候危机愈演愈烈，预计到2100年全球温度将上升3℃。最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困难，包括外部政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国家间紧张情绪升级、军事威胁、仇外情绪滋长、全球自治被削弱、国际合作变弱等。他提出，破除这种僵局可从三个原则出发建立共识。一是多元性，在认识到个体不同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共识；二是宽容，尊重个体的独立性和自由度；三是普适性，通过强烈的“我们”意识，团结其他人。一方面要利用科技进步的成果推动人类团结抗疫，另一方面通过推动道德的进步来推动人的团结。
阿斯利康董事长雷夫·约翰森（Leif Johansson）在发言中从药企的角度介绍了为抗击疫情所做的研发工作。他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疫苗提供国，在研发和捐赠疫苗上提供了大力支持。为了实现疫苗获得的公平性，阿斯利康截至目前共向低收入国家以利润极低的价格提供了13亿支疫苗。在应对全球卫生安全问题中，他提出政府采取何种模式至关重要。首先，要提高卫生系统可持续性，建设良好的监管体系。同时，改善卫生系统的表现，提升卫生服务，认真应对气候变化，并且及早进行国际接触以应对危机。约翰森强调，目前仍有很多患病的人无法获得卫生服务， 面临更大的风险。要实现卫生服务平等，还需要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卫生部门等各利益攸关方进行协商。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敬桢在发言中分享了他关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三点思考。一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就是在健康领域互通有无，守望相助。去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时期，国药集团紧急支援抗疫，对外向150 多个国家提供医疗物资，发运防护物资近30亿件。由此得到启示， 突发疫情时企业应该及时发动力量，与其他企业、国际组织建立触点，建立全球网络体系。二是在疫情应对中，科技企业肩负着特殊使命。科学技术是跨越国界、人类共有的力量，始终是人类战胜疾病的最有力武器，要打通研发生产，让理论转化为现实武器。科技企业作为承载科技进步的实体可以成为一种纽带，有能力团结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三是中国企业应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疫苗分配机制。在外交部门的组织下，国药集团承办了新冠疫苗合作企业对话会，全球21个国家近30家企业出席活动，共同探讨疫苗公平合理分配。刘敬桢表示，全球卫生治理任重道远，未来国药集团将继续坚持生命至上、全球一体、平等尊重、合作互助的理念，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兼顾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弥合不同国家地区的免疫鸿沟。同时， 继续加强信息共享与经验交流，在全球科学研究中发挥应有作用，为防范和消除全球公共卫生风险贡献中国力量。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始人、迈胜医疗集团董事长田源发表了题为《慢病管理守护健康中国》的发言。他提出，慢病管理， 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田源提供的一组数据凸显了慢病管理的重要性。过去二十多年，排名第一导致中国人死亡的原因是脑卒中或者是中风。全中国慢病人数已经超过3 亿人，其中50岁以下人群占比达到50%。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过程中，很多老人死亡是基于慢病基础，脑卒中首当其冲，且呈现出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农村发病率高于城市的特点。根据调查研究结果，低钠盐可以有效预防脑卒中。因此，从政府层面来看， 应制定相关政策推广低钠盐，减少普通食盐的使用；从个体层面来看，建议消费者在日常饮食中使用低钠盐代替普通食盐。目前，国家政府部门对脑卒中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出台了相关方案。田源表示，要加强慢病管理宣传，防治慢病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慢病医疗保障，全面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提高大众慢病管理素养。
抗击疫情的中国经验
陈冯富珍表示，从中国经验来看，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控制疫情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复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她提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科学界通过全球范围的协作，提供治疗方案、新冠疫苗等科学工具，但还需要补足传统的防疫措施。
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林浩德认为，中国的快速反应是此次应对危机的关键。诺华公司和其他大多数公司一样都从中国防控经验中受益。当前，全球疫情总体上得到控制，但地区之间仍有很大差异，各国需要合作共同抗疫。他指出，疫情防控还有可完善的空间，尤其是促进疫苗公平方面。林浩德提供了一组数据，目前世界上80%的新冠疫苗用于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分享经验和资源，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其卫生健康水平。特别是，应借鉴中国防疫联动部署的经验，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促进全球卫生公平。
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中国中心主任、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崇华中国发展荣休讲席教授彼得·诺兰（Peter Nolan）从历史角度谈到了中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他表示，中国的大流行病史影响了中国应对疫情的策略。中国政府曾采取稳定物价、改善农业结构、改善食品结构等措施，但核心在于对水资源的控制，包括保障全社会充分稳定的水资源供应和应对干旱、洪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实行了严格的防控措施，发动了针对病毒的人民保卫战，彻底地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链条。中国政府的及时应对，也得益于在科技领域的卓越成就， 5G等通信技术的发展帮助中国政府更好地追踪和溯源。
“没有一个国家所谓的‘绿色城堡’ 可以把危害挡在门外” ， 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院长林奈莉教授（N g a i r e W o o d s ） 表示。为更好地应对下一次疫情及其他风险挑战，他提出两点建议。首先是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据统计，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有些国家忽略了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例如，美国、英国、欧洲等互联互通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疫情不断扩散的原因在于，在控制与其他国家的人口输入输出的行动中反应时间较长，疫情防控措施速度慢。其次是合理调配资源， 建设机构和制度，并在市场失灵时重新分配资源。全球合作可以整合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更大的共识。这需要利用多边机制， 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银行等机构，促进多边融资，推动多边机制的完善，倡导全球合作，共同应对世界难题。
乔建荣认为，大家应该具备一个共识，即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挑战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任务仍然艰巨。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病毒迫使所有人在行动中共同反思。事实显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展现了其韧性和有效性。这得益于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持续建设公共卫生体系，推进全民健康覆盖实现。人类是休戚与共的，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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