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这是一个充满了复杂与挑战的时代。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全球经济下行、气候危机持续的局面，世界亟待绿色复苏。
围绕绿色复苏主题，积极的努力正在展现。截至2020年底，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做出碳中和承诺。中国、美国与欧洲作为世界最大的三个主要经济体，均把可持续发展视为重中之重。中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落地举措渐次明晰。
在此背景下，于3月20日—22 日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将“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作为最重要的讨论议题之一。在3月20日举行的经济峰会期间，主题为“助力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 的讨论会进行了两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余年历史上，这样的议程设置十分罕见，来自全球政、商、学界的精英就此展开深入讨论交流，充分凸显了对焦“双碳”目标、践行绿色发展的重要与急迫。
“十四五”时期，中国为“双碳”目标做些什么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发言中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对照新目标、新愿景、新要求，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他表示，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最突出的是“三个没有根本改变”，也就是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公路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污染物排放和生态破坏的严峻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的高风险态势没有根本改变。
黄润秋说，当前中国距离实现碳达峰目标已不足10年，从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目标也仅有30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远景目标时间更紧、幅度更大、困难更多，任务异常艰巨。
他表示，面对复杂形势和诸多挑战，中国将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减污降碳为主抓手，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一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二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是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四是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五是广泛培育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生态环境部研究员、原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员夏光也在发言中强调，实现“双碳”目标要通过政策来保障。他将相关政策分为推动力、拉动力、行动力三个层面， 三者合力，共同形成实现“双碳” 目标的驱动力。
一是推动力，即由政府来实施管制性政策。对二氧化碳的排放要进行总量控制，也需要制定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控制规划和计划，确定到2030年前二氧化碳最高的排放限值。在分解任务的基础上，要从上到下进行定期调度，督促落实，进行年度和最终结束期的考核。对于没有完成指标者，要追责问责，采取综合措施，其中也包括对领导干部的约束。对于总量的碳达峰目标，还要进一步对重点行业进行分解，在行业中实现。目标完成后，各级政府再制定高碳低碳产业目录，给出产品的碳标签，限制高能耗、高排放产业发展。
二是拉动力，即通过市场提供激励性、引导性政策。夏光表示，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刻的绿色技术革命，要通过绿色投资、碳排放交易、绿色信贷、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生态补偿、低碳示范项目等，促进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三是行动力，即要增强社会的行动能力。除了鼓励公众参与， 加强信息公开外，针对“双碳”目标还可采取特殊性措施，比如广泛宣教“双碳”目标的重要意义，动员公众积极参与，形成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的意识；采取更多鼓励性政策，引导公众形成低碳节约的生活方式。还可通过城市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排名和绿色低碳行动积分奖励等政策，推动建设节约型机关、绿色学校；探索各级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在举办大型活动时实行碳中和。
对于“双碳”目标从何突破，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政在发言中表示，碳达峰和碳中和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阶段，此快彼快、此低彼易、此缓彼难，因此“十四五”是一个关键期和窗口期。
他认为，碳达峰、碳中和并不是就气候谈气候、就低碳谈低碳， 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战略。特别是在能源系统，需要在一次能源的来源、中间转化技术以及需求侧的利用方式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推动深刻变革，从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的系统转变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系统。
凝聚共识，以国际合作促进绿色复苏
与新冠肺炎疫情相比，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更长期、更深层次的危机，疫后重建要走绿色复苏道路，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球广泛共识，形成大的发展趋势。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展开绿色低碳发展的国际合作十分必要。
黄润秋就此提出三点倡议： 一是加强绿色低碳发展国际合作。希望国际社会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全球海洋治理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将继续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 6 次缔约方大会取得的积极成果，筹备办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扎实推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为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二是推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希望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化进程，共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稳定的全球产业链，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低碳绿色产品装备研发与应用，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三是担当绿色低碳发展引领者。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绿色投资、绿色金融，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支持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推动《巴黎协定》全面而有效的持续实施，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方向迈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也在发言中表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他说，中国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 对21世纪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建设绿色未来意义重大。中国做出了非常具体的承诺，这将激励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推进实现自己的高水准气候治理目标。他表示，作为一家绿色的基础设施银行，亚投行将全力推进绿色复苏，做好相关工作，支持中国和其他所有成员国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金立群谈到，亚投行已经加大了对气候减缓和适应项目投资的力度，2025年将气候方面的融资增加到银行核定投资的一半左右。他还表示，中国的净零排放承诺对经济和社会各个部门都有影响，除了能源部门，也涉及现有的一些基础设施及消费者行动。亚投行将通过对国内技术驱动型的新基础设施的投资来继续改善区域的互联互通， 协助中国在价值链上实现绿色化和数字化。每个人都是消费者，都需尽一己之力参与节能行动。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 • 斯特恩在发言中也谈到了基础设施建设对净零排放的产生的效应。他认为，接下来的十年对实现净零排放非常关键。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在未来20年间仍将持续甚至翻番，如果不注意提升这些新建基础设施的能效，则无法实现净零排放。未来10年需要开展的工作，现在就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他还谈到，净零排放十分必要，所有国家、所有城市、所有企业都要达到净零排放，这是一个普适性原则，应当被所有国家接受。此外，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要花很长时间，但如果能够更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也会更加容易实现。在发展过程中，找到新的发展模式、新的低碳路径非常重要。他进而说明，实现净零排放需要进行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本、社会资本、财务等诸多方面在内的投资。他强调， 整合各方面力量，形成良好的气候治理结构非常重要，开发、适应和减缓应当是一体化实现的。
企业实践，布局多层面低碳变革
在本次论坛的相关讨论中，实现全球经济绿色转型成为与会者的最大共识。正如宝马集团董事长、论坛外方主席齐普策所强调的，全世界对于绿色科技的需求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可持续发展一定会成为全球共通的新话题。面向“双碳”目标，企业界的先行者纷纷在加强低碳技术研发、创新商业模式和融资方式、完善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等方面发力。
中国华能集团董事长舒印彪认为，面向“双碳”目标，应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他介绍，新型电力系统具有四方面基本特征：一是广泛互联，要形成更加强大的互联互通网络平台；二是智能互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与电力技术深度融合；三是灵活柔性，增强抗扰动能力，保障多能互补，更好适应新能源发展需要；四是要确保安全可控，以实现交流与直流各电压等级协调发展，建设新一代调控系统，筑牢安全三道防线，有效防范系统故障和大面积停电风险。
施耐德电气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赵国华在发言中表示，有两项关键技术今后可以在实现绿色发展方面发挥颠覆性作用。其一是电气化的数字化。数字化可应用于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能够大幅提高效率，合理利用能源，从而减少电力的消耗。引入数字化生命周期的产品可减排降耗，提升工业设施效率，通过全球价值链实现数字化和经济循环。其二是绿色的电气化。电气化作为实现能源脱碳的唯一渠道，备受关注与期待，而它的实现需要各个国家协同合作。这样的合作可以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各国也应借此机会加强人才培养，以完成更多创新性工作。
波士顿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李瑞麒表示，为实现“双碳”目标， 中国政府需要继续推动绿色能源和绿色金融投资，加快行业转型。企业应该抓住机遇，通过推动中国能源转型和供应链脱碳，实现真正的变革。他建议，企业可通过建立长期供应商队伍、要求供应商使用可再生能源、改变采购策略、依据循环经济原则设计产品和服务、寻找更广泛的绿色合作伙伴等策略来建立绿色供应链。他同时表示，推动供应链脱碳对终端消费者价格的影响比想象的小得多。以汽车行业为例，在汽车产业链中，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可通过供应链实现60% 的减排。对下游汽车制造商而言， 虽然采用绿色钢材将提高成本，但绿色钢材和其他绿色原料在终端消费者购买汽车的总成本中仅占不到2%的涨幅。
为了更好地实现绿色转型， 金融机构也在探索与改变。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表示，全球正处于由高碳发展向低碳、零碳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市场化的PE、VC机构将大有可为，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将通过共同探索最优的资源配置和持续创新，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共赢。他认为，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将带来多重效应。碳中和将创造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低碳领域会出现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和创新机会，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因此受益。对企业来说，推动实现碳中和目标是打破发展惯性、应对环境挑战以及重塑核心竞争力的历史机遇，为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布局绿色转型的正面效应， 正在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传递。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拓思介绍， 渣打去年对全球300多家投资公司进行调查后发现，53%的投资公司将中国列为投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 D G s）相关项目最优先的市场之一。最近进行的一项可持续投资回顾结果显示，90% 的高净值投资者现在对可持续投资感兴趣，42%的投资者考虑未来三年内将15%的资金投向可持续发展领域。他强调，调动私营部门的投资进入可持续投资领域，需要更多政策和监管框架来引导。为了调动这些投资的积极性，更好的数据、一致的定义和统一的披露在当前十分迫切。他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涵盖了分类标准、环境信息披露、绿色金融激励机制、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和国际合作等重要内容，对引导、激励绿色投资和企业向低碳发展转型至关重要。
具体而言，渣打采取了三方面措施。一是加速可持续融资；二是管理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和非金融风险；三是减少直接和资助的排放。渣打在2017年承诺在全球范围内停止资助新的煤电厂，帮助高碳强度的设施在未来十年中实现转型。渣打承诺到2024年年底前筹集750亿美元资金，其中400亿美元用于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提供项目融资，350亿元用于投资清洁技术产业。此外，渣打本身承诺，到2030年业务达到零碳排放，到2050 年融资达到零碳排放，这也意味着需要其客户企业能够在2050年达到零碳排放。
此外，支持绿色“一带一路” 也是渣打的重点之一。渣打是第一家签署“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的银行，2020年参与了120多个“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项目总金额超过2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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