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人口统计是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的基础。中国古代对这项工作向来很重视，建立有多种与之相关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全国性人口普查也远早于欧美国家。
书社上计
准确掌握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等情况对于科学治国和宏观决策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古代的治政者和学者们对这一点早就有认识。《管子·问篇》中提出70多个问题，与人口、经济有关的就占了一大半，将所涉及的内容综合起来就是一份较为完备的人口调查统计提纲。《管子·乘马篇》主张建立起经常性的人口统计制度，提出“分春曰书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即每年春季登记、夏季核实、秋季检查，以摸清人口情况。《管子·立政篇》还提出了具体的人口统计办法： “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意思是，每3个月一上报，每6个月一汇总，每12个月进行一次重新登记。
东汉末年的徐干不仅是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而且对治政方面也有建树。他在《中论·民数》中进一步阐述了人口统计的重要性，认为“民数周为国之本也”，凡涉及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无不与对人口情况的真实掌握有关，即“以分田里，以令贡赋， 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 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徐干建议通过“六乡六遂”等制度把人口组织、管理起来，以避免“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的情况。
在实践中，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普查统计的国家，最早的人口普查统计甚至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晋人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及禹平水土， 还为九州，今《禹贡》是也。” 按照皇甫谧的记载，在公元前2200 年左右的夏禹时代，共有“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帝王世纪》还记载：“周庄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内，非天王九傧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于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如此精确的数字，只能建立在严密的人口统计基础之上。
有人怀疑这些数字的真实性， 但中国很早就建立起相关的人口统计制度却是不争的事实。《周礼·秋官》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中国，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 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这里说的是，司民每年要把人口情况造册登记，相关统计情况结果要上报周王，并以很严肃和隆重的形式收存起来。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诸侯争霸战对人口统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诸侯国纷纷加强了人口管理和统计工作，当时各国普遍施行了书社制度。“社”的原始形态是一堆封土，本义是土地之神，周朝规定每25家要立一个社庙，故而“社” 也引申为一种基层行政单位。春秋战国时期的鲁、齐、卫、吴、越等国先后采取25家为一社的制度。唐代学者杨倞注《荀子·仲尼篇》时指出“书社，谓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也就是把与人口相关的信息记录在册，便于统计和管理。
各地报上来的信息经过汇总， 再通过上计制度报告上去。上计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普遍施行，汉朝时达到成熟。汉朝制定有《上计律》，规定各郡在太守之下、各王侯国在国相之下设上计吏，职责是“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各郡国按规定向朝廷呈报“集簿”，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户口垦田，钱谷出入”。
大索貌阅
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户籍管理最为严格。商鞅变法时规定：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鞅提出欲强国必知“十三数”，包括：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秦朝建立后，进一步规定对与人口相关的统计实行户主或本人主动申报的制度，称为“自占”。为保证申报的及时和准确，官府要进行核验，《后汉书·礼仪志》记载： “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 这种“案户比民”的制度十分严格，无论老幼届时都必须集中到县城里的指定地点接受官吏查验。
但是，户籍管理与统计中的漏洞始终存在，汉魏以后各地隐瞒人口的现象十分突出。为摆脱赋役之苦，一些人想方设法脱离户籍管理。赋役政策涉及年龄，还有一些人“诈老诈小”，以使自己不在纳税人口之内。为解决这些问题，魏晋以后各朝实行了更为严厉的户籍管理与清查、统计制度。如隋朝就为每一个人建立起人口档案，在没有照像技术的情况下，将每个人的长相用文字描写的形式记录下来， 定期进行核验，这项制度被称为“大索貌阅”。
隋朝规定，每年正月初五各地由县令派人到乡村，以300家至500 家组为一团，核验、统计每家每户人口变化情况及财产情况，录为簿籍，作为征收赋役的标准。核验中如发现弄虚作假的，不仅直接责任人要受到严惩，而且所在地的乡长、里正也将被罚作苦役。从隋朝初年到隋大业二年（606年），10 多年时间里全国总户数增加了一倍多，总人口增加到4600万。这种超常增长固然得益于社会逐渐趋于稳定，但也与强化户籍管理和统计密不可分。
唐朝基本延续了隋朝的人口统计制度，相关规定更加规范、严格。《唐会要·籍帐》记载：“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诸户籍，毕三年一造， 起正月上旬，县司责手实计帐，赴州依式勘造，乡别为卷，总写三通。其缝皆注某州某县某年籍。”这里的“手实”，也是户主或本人申报的人口信息，在此基础上每年“造账”、每3年“造籍”，对于人口管理、尤其流动人口的管理十分有效。
户帖黄册
宋朝在人口管理与统计上又有创新，实行了“户牌制”。之前， 城市居民的户籍管理多以“坊”为界，宋朝改为以街道为单位，每条街道两边的住户门前墙上有一个户牌，上面写着户主、主妇、子女、奴仆及暂住亲友的姓名、年龄等， 如有变动须及时更改，官府有人定期核查。
为加强人口统计，宋朝实行了户帖制度。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 颁布诏书：“萧何入关，先收图籍； 沈约为吏，手写簿书。此官人之所以周知其众寡也。如闻向来州县催科， 都无帐历。自今诸州委本州判官、录事参军点检，如官元无版籍及百姓无户帖、户抄处，便仰置造，即不得烦扰人户。令佐得替日，交割批历；参选日铨曹点检。”户帖出现于更早的五代时期，类似于现在的“户口簿”，所载的信息更详细，是人口统计的基础资料。
户帖制度到明朝时趋于完善， 《明史·食货志》记载：“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明会要·民政》也记载：“诏户部籍天下户口， 及置户帖，各书户之乡贯、丁口、名岁，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钞记。籍藏于部，帖给予民。令有司点验比对，岁计登耗以闻。”据现存的明朝户帖，其记载事项包括户类型、户主原籍和现籍、居住地、姓名、性别、年龄、人数、与户主的关系、家庭财产等。户帖格式由户部统一制定，定点印制，地方官吏按户帖要求入户调查，逐项填写。每户的户帖都有统一编号，盖官印，一式两份，一份由本户保存，另一份各交本甲甲首，甲首审核后交里长，里长将本里户帖装订成册，检查无误后送呈县里，再由州、府、司逐级汇总，上报到户部。
户帖制度的建立极大方便了人口管理和统计工作。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军队协助地方开展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点闸对比”，为每户编制户帖，每份户帖上都印有“钦奉圣旨”的字样。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政府依托户帖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人口普查，与之前历朝历代的人口普查不同，这次人口普查更有组织性，更加规范，调查的内容也更为详实，较欧美国家类似的人口普查早了400多年，被英国学者卡尔津称为“全球最先推行全国人口普查的明证和榜样”。
在户帖制度的基础上，明朝又推出了黄册制度。洪武十四年（1381年）颁布诏令：“每里编为一册，册之首，总为一图。其里中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百一十户之外，而列于图后，名曰畸零。册成，为四本：一进户部， 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留其一焉。”这种户籍册簿以里为单位， 每10年编一次，一式四份，其中呈送户部的一份封面为黄色，又称“黄册”。
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朝共造黄册27次，每次汇总至南京户部的黄册有6万多本，最终累积约200万本。明朝在南京玄武湖中的几座岛上修建了黄册库，库房由最初的几十间发展到900多间，日常管库人员包括吏员30名、库匠100多名、水手30多名以及医生、膳夫、杂役等若干名，还有50名国子监的学生负责黄册日常保管和晾晒，每逢新黄册入库，还要从国子监临时抽调1000 多名学生来协助。
明朝政府将黄册库视为国家机要重地，实行最严格的管理。将库房建在岛上，除消防作用外也有保密的考虑。黄册不得随意查阅，确需查阅，也只能查阅一家一户的情况。黄册库内晚上不能点灯，冬天不能生火取暖，厨房设在没有库房的岛上。只有每旬的一、六两日为出入库日，其他时间一律不得出入；即便有人生病或死亡也得等到出库时间才能出入，显示朝廷对人口档案和统计资料极为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