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北宋虽然是一个富裕王朝, 但也一直深受财政方面的困扰,至宋徽宗在位时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宋徽宗任用蔡京为宰相,试图破解这道难题,而“能臣”蔡京却提出了一个根本不靠谱的理论,给出的是一个不实际的方案。
财政困境
如果仅从统计数字来看,北宋是一个财政富裕的王朝。曾巩在《议经费扎子》中记载:“天下岁入,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 折合成银两,一般认为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财政收入超过1亿两的王朝,不仅远超之前的唐朝,也较之后的明朝高出不少。但到了北宋末期,尤其宋徽宗执政时期,却出现了“府库空虚”的财政危机。
在辽、金威胁下,北宋长期处于战时状态,在广大北方地区,各行业生产都受到严重影响,随着战场上的一次次失利,生产也受到严重破坏,处在日渐萎缩的状态。宋徽宗在位时,偏偏人祸之外又频受天灾,在其25年统治期间共发生14 次大水灾、6次大旱灾、5次大火灾和4次大地震,严重影响到物资生产,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北宋财政收入峰值出现在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宋徽宗时呈下降趋势。
财政收入在减少,但支出却没有减少。北宋一朝,一直受冗兵、冗官、冗费等“三冗”的困扰, 官吏队伍过于庞大,官员待遇又非常高,造成相关支出加大。《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徽宗时“吏禄泛冒已极,以史院言之,供检吏三省几千人”。御史中丞张克公说:“今官较之元丰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仅十几年光景,官员人数就增加十多倍?这里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至少说明这一时期官员队伍膨胀速度相当惊人,由此产生的额外财政支出也是一笔天文数字。
北宋还有一项巨大的支出, 那就是军事及相关费用。宋朝初年,朝廷共有常备军22万,到宋仁宗时猛增到125万。时人富弼说: “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这一说法被宋仁宗时任三司使的蔡襄在《论兵十事》中印证: “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 国用无几矣。”宋徽宗即位后,军费继续增加,以京师地区为例,前任宋哲宗时每月吏禄兵廪支出40 多万贯,到宋徽宗初期很快增加到6 0万贯,中期增加到68万贯, 晚期增加到120万贯。除常规军费支出外还有一些额外支出,如崇宁二年(1103年)曾向吐蕃、西夏境内拓边,“费钱亿万”;宣和四年(1122年)出兵攻打燕京,“月费米三十万石,钱一百万缗”。频繁对外用兵,造成了“边事数易而国力大匮”的局面。
“丰亨豫大”
收入在减少,支出在增加,财政必然难以为继,朝廷内外一空, 形成了“公家无半岁之储,百姓无旬日之积”的局面。为应对财政困难,尤其是应对大额临时性支出, 北宋朝廷采取了额外加税的办法, 如为向辽国兴兵,曾向百姓加征“免夫钱”,具体标准是:正常税钱每1贯额外收“免夫钱”10贯, 或按照户等计口出钱,每夫20至30 贯。
但是,这些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宋徽宗也曾想向“三冗”开刀,通过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但之前经历过多次变法的失败,让宋徽宗缺乏信心, 尝试一下,遇到困难就缩手了。
怎么办?这时“能臣”登场了。蔡京,曾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支持者,他的弟弟蔡卞还是王安石的女婿。变法失败后,司马光要求各地在5天之内废除王安石推行的所有新法,众人认为根本无法做到, 结果只有“知开封府”蔡京做到了。司马光表扬蔡京:“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蔡京由变法派摇身一变成为保守派,时人虽讥其见风使舵,但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行政执行力。
宋徽宗即位后, 蔡京几经辗转,最后被重用,于崇宁二年(1103年)二月升任左仆射参知政事,左仆射相当于宰相。蔡京之所以能引起宋徽宗的注意并予以重用,绝不是因为他与宋徽宗是书画界的“同道”,而主要得益于他对经济问题的看法。蔡京并不认为此时财政难以为继,更不主张节省支出,他认为“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这迎合了宋徽宗的心理。
为此, 蔡京还发明了一个“丰亨豫大”的理论。“丰亨豫大” 之说缘于《易经》, 其中“丰”“豫”都是易卦:“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按蔡京的解释,王朝在最兴盛时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忧此虑彼,而应当日行中天,依天理而动,那样才能安逸和快乐。
为此,蔡京鼓励宋徽宗多花钱,设法把朝廷、宫室都搞得雄伟高大、富丽堂皇,认为这才是明主之德,才能体现大宋王朝的昌盛。《宋史》记载,宋徽宗在一次宴会上拿出玉琖、玉卮给辅臣们看,对大家说: “欲用此,恐人以为太华。”蔡京立即回答:“臣昔使契丹,见玉盘琖, 皆石晋时物,持以夸臣,谓南朝无此。今用之上寿,于礼无嫌。”还有一次,宋徽宗说:“先帝作一小台财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 蔡京说:“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
《水浒传》描写的“ 生辰纲”,原型就是蔡京大兴的“花石纲”。“纲”指运输货物的船队, 为了给宋徽宗修造豪华园林,蔡京从江浙等地调集花石运往开封,其规模越来越大,为此专门设置了苏杭应奉局,索求奇花异石。运送花石的船只每10只编为一纲,驶离长江后沿淮水﹑汴水而上,舳舻相接,络绎不绝,前后持续了20多年。
币制改革
那么,蔡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持续增加税赋肯定行不通,因税赋征收标准有极限。蔡京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改革盐法、茶法,通过加强专卖加大征敛,增加一部分收入;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通过改革币制、铸行“大钱”来增加朝廷收入。
北宋流通最广的货币俗称“小平钱”,类似于五铢铜钱,重约3克左右,因为铸造精良、分量足而广受欢迎。蔡京担任宰相后,以铜材匮乏为借口,铸行所谓“大钱”, 最早在陕西路试行,铸造的是“当五大钱”,也就是1枚这样的铜钱可以当5枚“小平钱”使用。大约因为最初的发行量较小、发行地区也有限,所以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不大, 推出后没有引起通货膨胀。蔡京的胆子于是大起来,随后推出了“当十大钱”,标准的“小平钱”每枚重1钱多,崇宁年间的“当十大钱” 每枚仅重3钱甚至更轻,不仅虚出的面值更大,而且向全国范围内强行推广。
除增加铜钱的面值,蔡京还铸造了“夹锡钱”,主要原料是铁和锡。“夹锡钱”最早在缺铜的地区铸行,后来逐渐扩大范围,政和二年(1112年),朝廷颁布钱式, “命诸路以铜钱监复改铸夹锡”。为使百姓接受“夹锡钱”,朝廷颁布了严格法令:“凡以金银、丝帛等物贸易,有弗受夹锡、须要铜钱者,听人告论,以法惩治。”
恶性通胀
“当十大钱”推出后,首先遭遇到技术难题:用这种钱买东西经常需要找钱,而“找零”往往成为问题。宋人曾敏行在《独醒杂志》中记述:“优人因内宴为卖浆者,或投一大钱饮一杯,而索偿其余,卖浆者对以‘方出市, 未有钱,可更饮浆’,乃连饮至于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钱,奈何!’”
当然,这只是技术性的小问题,还有办法解决,更大的问题是私铸泛滥。用不到3枚“小平钱”就能改铸1枚“当十大钱”,中间利润可观,自然有不少人铤而走险,私下铸造,官府难以禁绝。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记述:“崇宁更钱法,以一当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纷纷。”时任监察御史的沈畸说:“游手之民,一朝鼓铸,无故有数倍之息,何惮而不为?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往往鼓铸,不独闾巷细民,而多出于富民、士大夫之家。”尚书省也奏言:“私铸当十钱,利重不能禁,深虑民间物重钱滥。”
更严重的问题是,大量官铸、私铸的“大钱”如潮水般涌向市场后,加剧了原本就已经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钱”推出前,边郡粮草的价格是“斗米止百余钱,束草不过三十钱”,“大钱”泛滥后“斗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余钱”, 部分地区“至斗米钱四千,束刍钱千二百”,就连京城开封也出现“斗米千钱,民兵缺食”的局面。宋徽宗在所下的诏书中也不得不承认: “物价腾涌,细民艰食,嗷嗷几至失业。”
严重的经济和金融混乱,激化了社会矛盾。沈畸一针见血地指出:“钱轻则物重,物重则贫下之民愈困,而饥寒之患,此盗贼之所有起也!”在这种情况下,蔡京被宋徽宗罢去宰相之位,但不久又将其召回, 原因是蔡京的办法虽然带来了很多问题,但也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办法维持局面。就这样,蔡京罢了召、召了罢,先后四登相位,表面看是蔡京个人仕途浮沉的尴尬,实际上是北宋面临诸多困局而无解的悲哀。
宣和六年(1124年)蔡京最后一次罢相,两年后金军大举入侵, 宋徽宗禅位给宋钦宗。为了避难,蔡京举家南下。南宋史学家王明清在《挥麈后录》中记载,蔡京南下时虽携带大量财宝,但“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富可敌国的蔡京竟然“穷饿而死”,成为北宋王朝的一个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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