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昀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导致全球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看，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尤为突出。
一是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即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早在2019年便已持续加大。从长周期角度审视，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总需求不足导致的产出缺口，而是潜在经济增长率自身的下降。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大多是结构性、长期性因素。其中，技术创新乏力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尤为突出。哪个国家能够更加彻底地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有望收获大规模改革红利，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进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得先机，率先摆脱长期停滞的阴霾。
二是逆全球化持续抬头。经济衰退常常是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全球贸易增速在2018年四季度跌破2%以后，2019年一季度同比增速降至约0.5%，2019年全年则下跌0.4%，系2009年之后的首次下跌。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大封锁”将导致全球贸易进一步萎缩。根据WTO的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总量将比2019年下跌13%—32%。
三是债务负担居高不下。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一些发达经济体的扩张性宏观政策无所不用其极，货币政策的“大水漫灌”导致杠杆率飙升已是大势所趋。
以上种种现象昭示，当前全球正处于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建立的转型期。国际竞争将异常复杂、激烈。各国开始转入以科技和人力资本为基础，以新技术革命为手段，以产业价值链为主要对象的国际竞争。面对竞争，最为关键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我们要努力推动微观主体的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从要素投入驱动到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用高质量发展的方式全面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液，两者共生共荣。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强有力支撑。面向未来的大国金融战略，应当以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中心目标。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金融体系有了长足进步，形成了有效的动员和分配储蓄资源的体制机制，金融机构规模快速扩张，社会净财富持续增长，移动支付、金融科技等若干领域的发展已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然而，与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比， 我国金融体系还存在诸多短板和弱项。一是保险、养老金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不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二是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滞后，安全债券在债券市场中占比过低，股票市场发展缓慢，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三是金融中介成本较高，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偏高。四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五是人民币至今仍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边缘地位。
逆风逆水的国际环境，已经大大压缩了我国的“试错”空间。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将在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展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我国要用好超大规模金融市场和强劲的经济韧性带来的巨大优势，以支持经济稳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为基本导向，尽快补齐金融发展短板，稳步推进金融业扩大开放步伐，培育我国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
深圳和前海作为我国金融开放的前沿阵地和金融创新的先行者， 具备了引领我国金融发展和构建先发优势的优越条件，理应在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机构基本制度建设、资本市场结构优化、金融对外开放以及金融风险防范等方面重点布局，发展富有适应性和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前海将在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排头兵的作用。
作者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