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马玉荣
访谈嘉宾
高 强 南京林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虞 洪 四川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付志强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驻河北武强县周窝镇李封庄第一书记
为了一个承诺— 脱贫路上“ 一个也不能少”“ 两不愁三保障” ， 多少扶贫干部奔赴穷乡僻壤， 奔赴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但“摘帽” 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4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切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加大脱贫攻坚力度，复工复产中优先使用贫困地区劳动力，确保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4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对贫困人口、低保人员和失业人员的帮扶保障力度。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优先安排贫困劳动力务工，扩大以工代赈投资建设领域和实施范围、将劳务报酬比例由10%提高至15%，拓展扶贫车间、公益岗位等就地就近就业机会。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关于就业扶贫的重要指示精神，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落实“四不摘”？2020年之后扶贫工作如何调整?《中国发展观察》就相关热点话题特邀三位嘉宾展开深入讨论。
复工复产促精准脱贫工作秩序恢复
中国发展观察：3月21日上午11 时18分，搭载千余名湖北恩施籍务工人员的D2248次列车驶离恩施火车站直奔杭州，其中240人为来自恩施州8个县市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这是继3月18日湖北首发恩施至绍兴的务工人员返岗就业列车后，又一趟专送恩施籍务工人员返回杭州就业的东西部协作扶贫专列。
优先使用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扶贫、东西协作等这些帮扶措施的落实难度和效果如何？
高强：许多贫困家庭靠的是打工。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挑战，一些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受到影响，但这个状况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之后在改变。数据显示外出打工的速度在加快，2月28日到3月6日这一周时间里，打工的人数增加了300万，4月30日较3月6日增加1183.75万人。其中，省外务工963.62万人，占去年省外务工总数的95.76%。52个挂牌督战县共有261.35万人外出务工， 占去年外出务工人数比例102.7%。截至4月30日，25个省份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2603.79万人，占去年外出务工总数的95.4%。中西部地区扶贫公益岗位安置343万贫困劳动力， 扶贫龙头企业复工率97.5%、扶贫车间复工率97％、扶贫项目开工率82%。但受海外疫情影响，不排除已经返工的农民工出现返乡潮、失业潮的风险。此外，挑战还包括部分扶贫产品销售和产业扶贫困难， 有的扶贫项目停工，给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带来多重困难。针对这些挑战，中央对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作出明确部署，各级政府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努力克服疫情影响。随着我国疫情趋于稳定，各地区复工复业逐步好转，这些扶持政策的落实还是有力的，扶贫效果也是可期的。
东西部扶贫协作成效明显，例如，目前，杭州已与8省11个地级市47个县（市、区）建立了对口帮扶、对口支援、对口合作和山海协作关系。作为先发地区，杭州在提高自身发展水平的同时，发挥先富带后富作用，帮助对口地区实现更好发展。
付志强：以工代赈属于专项扶贫。鼓励支持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在农业生产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中，大力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增加短期就业岗位。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分批下达2020年以工代赈资金56亿元，预计将吸纳约30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法外出的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业增收。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对贫困地区走访调查， 根据实际情况，从导致贫困的根源入手，比如交通不畅的区域，可从先修路入手；水土流失严重、水域缺乏科学治理的区域，可从水土资源的保护入手等。同时通过号召鼓励、调动当地贫困群众的参与积极性，主动加入到道路修建、水土治理等各项工程项目中，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相应的经济报酬，提高当地群众经济收入，实现可持续性健康稳定发展。
东西部扶贫协作、定点扶贫属于社会扶贫。制定适合东西部共同发展的扶贫协作新格局。必须聚焦精确，互补优劣，扩大范围，完善机制，就现有的供给侧结构做深化改革。东部重点应多从干部交流、资金投入、产业升级、人员培训和劳动力的西部转移等方面着手。西部应发挥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的发展规划，与国家相关部门、实现行业对口、互帮互助的合作关系。
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有利于东西部就业扶贫协作对接，有利于解决贫困劳动力的外出打工问题，有利于促进劳务协作工作向纵深推进。深入了解实时的市场供求关系，逐步实施产业自东向西的转移。优先发展东部的地区经济优势，结合西部的后发效应，以实现地区双赢共同发展。通过不断完善扶贫体制，使其实现可持续增长。
中国发展观察：截至3月13日， 驻村干部到岗情况为：28个省份选派驻村工作队25万多个，实际到岗率超过99%，除湖北省外其余27个省份驻村工作队均已全部到岗。选派驻村干部近90万人，实际到岗率超过98%。选派第一书记23万多名，实际到岗率超过99%。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在扶贫开发中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如何？
付志强：2015年5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要求向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
据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介绍，自2010年，江苏如皋市开始从各机关选派中青年科级干部到村党支部任驻村第一书记。如皋市连续3年选派了56名市级机关部门科级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此后，全国多地开始推广驻村第一书记的经验。
陕西是全国最早在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贫困村（合称后进村）推行“第一书记”的省份之一，早在2012年，陕西铜川市为解决后进村发展难题，就开始探索选派第一书记到村任职工作。2013年，陕西省委、省政府要求在全省推广铜川市做法。
高强：党员干部和贫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实行驻村工作制度，就是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的重要举措， 这无论对于加快脱贫步伐，还是实现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各地在驻村帮扶中也一度出现选人不优、管理不严、作风不实、保障不力等问题，对此中央曾专门发文予以规范。从目前看，驻村干部积极性不高、工作流于形式等现象基本消除，但有的地方反而出现驻村人员过度包办村级事务或开展“保姆式”帮扶，导致村“两委”职能弱化和少数人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这些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摘帽不摘帮扶，意味着2020 年后这种帮扶机制不仅要继续，还要强化。2020年以后，我国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相对贫困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这就需要继续实施帮扶机制。但是，帮扶机制延续并强化，并不意味着工作形式和重心不能变。从宏观层面看，需要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大背景下，抓紧研究扶贫工作体系转型问题，尽快将扶贫工作体制转移嫁接到农村工作体制上。
唱好产业扶贫“ 重头戏”，激活乡村经济
中国发展观察：驻村干部深入农村一线，如何沉下来做到因地制宜，不盲目上项目？如何持续为贫困地区发展和百姓生活注入动力？ 如何提高这种定点帮扶的质量？
付志强：2016年8月中国农业银行向河北武强县周窝镇李封庄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这是农业银行连续20年帮扶武强县以来第一次确定一个村作为帮扶对象。我是2016年8 月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截至目前已连续帮扶李封庄村3年8个月。
2016年底李封庄脱贫出列， 2019年11月底实现全部脱贫，截至2019年年底，全村14户已脱贫享受政策户33人均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人均收入超过7400元。
在我来之前，李封庄村一直没有村集体经济收入。如何落实精准扶贫工作，并且从外部“输血”扶贫向以“内生造血”脱贫转变，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精准扶贫重在精准发力，重在产业扶贫，要想落实好精准扶贫的各项工作，抓好产业扶贫是关键。产业扶贫，不同于过去的资金扶贫、物质扶贫。送钱、送物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发展产业才能形成可持续扶贫态势。产业扶贫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人力优势，培养经济支柱产业，让产业带动村整体经济发展。因此， 在抓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村民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我立足自身优势，创新产业精准扶贫模式，给村里注入了新鲜“血液”。
2017年8月，农业银行在李封庄投入150万元支持光伏发电扶贫项目正式建成并网发电，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20万元，收入主要用于帮扶本村贫困户、村集体建设等，改变了该村一直没有集体经济收入来源的“魔咒”。
对脱贫攻坚贡献大的帮扶机制是保持扶贫政策稳定，建立健全防止返贫机制，着力巩固提升“两不愁三保障”质量水平，坚持不懈加强产业、就业、易地扶贫搬迁等帮扶，持续促进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和贫困群众增收。
高强：做好帮扶，要逐步改变简单给钱给物的帮扶方式，把重点转移到产业扶持、市场对接、人才培养、消费合作等方面上来。一方面，要积极推进产业协作，增强贫困地区产业承接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在这方面，发达城市和落后地区双方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消费扶贫，充分发挥发达地区市场需求对贫困地区的发展带动作用。随着产业扶贫不断推进，每个贫困县都建成了一批脱贫带动能力强的特色产业，每个贫困乡、村也生产出了特色农产品。但是，好的产品只有在市场上销售才能实现价值、才能发挥脱贫致富作用。同时，随着脱贫攻坚任务完成，我国贫困状况将发生重大变化，扶贫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也要更加注重动员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多方参与、携手共赢的帮扶机制。
虞洪：就四川的情况来看， 包括综合帮扶队和驻村帮扶队。其中，为了加强凉山州脱贫攻坚工作，2018年四川选派3500余人充实到凉山州11个深度贫困县帮扶力量中，凉山州综合帮扶工作队人数达到5700余人。
这种帮扶机制从已有实践来看，在推动帮扶地区产业发展、移风易俗、增收脱贫、公共服务改善以及优化乡村治理、转变思想观念、改善工作作风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可以说，帮扶队伍对于增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力量，尤其是对于深度贫困地区加快脱贫进程具有极大的作用。这种帮扶机制之所以能够形成良好的实践效果：一是很多单位派出的是年轻的业务骨干，工作干劲足、能力强。二是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帮扶队伍进行了必要的培训，使其掌握了帮扶的要领和技巧。三是立场客观公正，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监督、制约扶贫中优亲厚友甚至腐败问题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不患寡而患不均”引发社会矛盾的难题。四是加强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对外交流与合作，起到了很好的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引进的桥梁纽带作用， 打破了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路径依赖”。五是充分发挥了所在部门和自身的优势，凡是帮扶做得好的地方，基本都是在分析帮扶对象优势、短板的基础上，把脱贫需求与帮扶供给能力进行了有机的衔接，有效发挥单位和自身的强项，从而利用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帮扶作用。
中国发展观察：离开熟悉的城市和家人，第一书记及其他驻村干部在农村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 如何完善这种帮扶机制？
付志强：贫困村普遍存在村党组织班子软弱涣散、工作缺乏动力、领导发展当地经济的能力不足等问题。经过我三年多来在村内的观察了解，发现村穷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因病、因灾、因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村党支部没有充分发挥脱贫攻坚战斗堡垒作用。要想拔除贫困村的“穷根”，首先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狠抓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从根本上扭转村干部观念，“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部”、“帮钱帮物， 不如帮助建个好支部”。习总书记讲“在脱贫攻坚战上，基层干部在宣讲扶贫政策、整合扶贫资源、分配扶贫资金、推动扶贫项目落实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中央提出各部门要做到扶贫项目优先安排、扶贫资金优先保障、扶贫工作优先对接、扶贫措施优先落实。只要村干部勇于担当，把脱贫职责扛在肩上，把脱贫任务抓在手上，拿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鼓起“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劲头，就能攻坚克难、乘势前进。
实际上，一些地方脱贫基础相当脆弱，返贫风险很高。表面看， 今年脱贫了，一旦家里有人生场大
病，遇到意想不到的灾难，明年就可能再回到贫困人口的行列；扶贫产业刚刚“嫩尖冒芽”，很难独自在市场上游刃有余；这个村办“乡村游”“农家乐”，那个村也“照葫芦画瓢”，游客稀少；部分脱贫群众，口袋富了，脑袋依旧贫穷， 缺少技能，就业渠道不稳定；少数贫困群众没拔掉“穷根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据中部一个省统计，在贫困家庭收入中，政策性收入所占比重达47%，也就是说， 收入的近一半是政府补贴的，靠着“输血”脱了贫。有的孩子反复失学辍学，不少乡村医疗服务水平低，一些农村危房改造质量不高，有的地方安全饮水不稳定，季节性缺水。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挑战， 外出务工受阻，扶贫产品卖不出去， 农用物资又运不进来，部分扶贫项目停工，影响收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3月12日表示，今年预计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这些都是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决不能有丝毫懈怠。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防止精力转移，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易地扶贫搬迁要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对“摘帽”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不能等返贫了再补救。另外，延伸脱贫成果，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整体脱贫地区面临的紧迫问题。
虞洪：这种帮扶机制要充分发挥作用取决于多方的共同努力和协同配合，由于各地方、各单位、各队员的差异甚至一些特殊情况，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单位人手少、业务性强，不愿派出骨干人员，从而导致帮扶工作推进不力；有的队员由于家庭或者工作的原因没有完全把心思用在扶贫上，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而缺乏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创新性；有的帮扶对象对帮扶干部存在“下派镀金”“指手画脚”等错误认知，从而对帮扶工作不配合甚至“排挤”派驻帮扶干部，导致难以形成脱贫攻坚合力甚至造成“内耗”。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最吃力的阶段，着眼于提高脱贫攻坚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尤其是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可能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帮扶机制：一是对定点帮扶单位进行适当调整， 重点是根据帮扶对象的发展需求和帮扶单位的工作特征提高供需的匹配度，提高帮扶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二是强化帮扶项目的科学性、持续性，防止在帮扶中盲目植入导致“水土不服”、为了实现短期增收而过度采取“短平快”的项目。三是优化考核导向，强化帮扶中内生动力激活、长效机制构建等方面的考评，引导帮扶单位从关注短期硬件改善转向长期发展能力培育，促进帮扶单位愿意在影响长远但见效慢的教育扶贫、移风易俗、能力素质提升等方面着力，减少“形象工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善中国特色扶贫工作体系
中国发展观察：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大扶贫格局。当前，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已初步形成，但还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引领小康路，如何完善中国特色扶贫工作体系？
高强：中国特色减贫之路的主要制度创新就是整合动员各级各类力量，健全扶贫帮扶机制，建立干部驻村工作队制度。目前，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近300 万名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根据有关要求，驻村帮扶工作队以“工作到村、扶贫到户、责任到人”为原则，通过进村入户协调基层组织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各项工作，帮助贫困村、贫困户脱贫致富，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驻村入户扶贫也是培养锻炼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的重要渠道。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需要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各方面的力量。东西部扶贫协作、定点帮扶、企业帮扶、军队帮扶、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帮扶等都属于社会扶贫的大范畴。定点扶贫是中央单位积极参与扶贫、推动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有力抓手，至今已实施30多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 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大举措，也已经实施20多年。这两项都是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体系的重大创新，需要长期坚持下去。
付志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论述的重要内容，是对传统扶贫开发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改革为动力，创新扶贫体制机制，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
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贫困县党委和政府承担脱贫攻坚主体责任，党政一把手攻坚期内保持稳定。强化东部省份和中央各单位脱贫攻坚责任。工作体系是：开展建档立卡，摸准贫困底数，着力解决扶持谁的问题；组织驻村帮扶，增强一线力量，着力解决谁来扶的问题；实施“五个一批”，推进分类施策，着力解决怎么扶的问题；制定退出办法，严格考核评估，着力解决如何退的问题。其他还有政策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和考核体系。这套体系的建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具有鲜明的创新性、科学性、指导性，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要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共同融入扶贫的工作中，建立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其中专项扶贫，包括易地扶贫搬迁、整村推进、以工代赈、产业扶贫、促进就业、扶贫试点、革命老区建设。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将社会扶贫工作细分为：定点加强扶贫、东部和西部协同合作扶贫、动员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扶贫。
中国发展观察：为统筹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国家各层面加大资金帮扶力度，出台各种资金使用管理监督文件。扶贫资金是不许触碰的“高压线”，杜绝各种套取扶贫资金的虚假项目，之前涉及扶贫资金违规违纪典型问题地方进行了通报曝光。如何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管理？
虞洪：扶贫开发资金主要包括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是扶贫投入的重要来源，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扶贫开发资金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实现大规模减贫目标的重要保证，对于确保政府意图贯彻落实、扶贫工作有序推进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
高强：3月21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达2020年度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计划的通知，全国合计14609512万元，云南1528810 万元、新疆1327629万元、贵州1232286万元、四川1131338万元、甘肃1113880万元、河北339848万元、陕西604594万元。
扶贫开发离不开强有力的投入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由于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不断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脱贫攻坚才取得了决定性成就。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后，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有关转移支付应当围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目标和要求，继续向已脱贫摘帽的欠发达地区倾斜，并允许以县为单位统筹整合使用。对于扶贫小额信贷，要在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相关政策措施，发挥其在帮助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助农致富方面的作用。
2020年度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计划要求组织实施好“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和挂牌督战方案；进一步突出对产业扶贫的支持，带动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及时将返贫和致贫人口纳入帮扶；加强扶贫资金项目监管；对贪占挪用扶贫资金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惩处，加大问责力度。
中国发展观察：5月9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强调，今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的影响，所以金融扶贫的工作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如何看待其为脱贫攻坚提供助力？
虞洪：扶贫小额信贷对于扶贫尤其是产业扶贫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具有贷款资金规模大、支持主体多、覆盖面广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单方面给予性质的福利性帮扶措施不同，扶贫小额信贷利用市场化方式破解了贫困户发展面临的资金瓶颈，并培育了贫困户的信用意识和责任感。各地围绕利用好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开展了多元化的创新实践，至少有两条普适性的经验：其一是与地方特色优势产业结合，从而增强产业发展的生命力，有利于形成贷款的良性循环；其二是与其他措施有机协同， 通过与财政支持、保险政策、市场主体等联动，从而降低贷款风险和提高贫困户还款能力。四川筠连县立足山区贫困县发展肉牛产业探索形成的“1+4”产业扶贫工程，就是成功案例之一，国务院扶贫办将其与辽宁省一起作为一北一南两个“1+4”产业扶贫模式在全国进行推广。其重要内容就是以政府引导为基础、贫困群众为核心、市场主体加入为助力的一个产业扶贫模式， 将以扶贫小额信贷为重点的金融梯级叠加与构建资源优化利用、柔性技术服务、双重风险防控共同形成四大支撑机制。
付志强：为推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增收，2019年，农行河北分行与省农业农村厅签署合作协议，并与10家深度贫困县政府签署了银政合作“十五优先”备忘录。截至今年3月末，10家深度贫困县贷款余额超183亿元，较2013年初增长2.75 倍。62个贫困县贷款余额724.1亿元，较年初增长48.5亿元，增速达7.2%。以真金白银的投入为脱贫攻坚注入了强大力量。金融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归根结底就是要打通乡村资金、信息和金融服务的通道。目前，该行在全省贫困县共设立惠农通服务点1.9万个，行政村电子机具覆盖率达89%，发放惠农卡474万张。
“四个不摘”与扶贫机制转型
中国发展观察：习总书记强调“四个不摘”—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摘帽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
高强：“四个不摘”不能僵化理解，更不能僵化执行，它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重点在于实施扶贫对象动态监管，既要应退则退，又要应纳则纳。现阶段，要优化脱贫攻坚考核评估机制和评估办法，为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积累经验。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对脱贫户进行核查核实，凡是尚未完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的，及时标注为脱贫返贫人口，落实帮扶责任，实现稳定脱贫。同时，还要将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群众纳入重点监管范围，继续采取帮扶措施，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打下基础。
付志强：摘帽不摘责任。贫困县摘帽后，落实责任依然不能松劲。要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把“摘帽不摘责”当成干部工作的“标配”。县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在后续的发展中，要强化责任意识与主体意识，认真落实每一个项目、每一项措施，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摘帽不摘政策。从摘帽县的实际情况看，户脱贫、村出列，主要标准是贫困户的收入水平脱贫了， “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问题解决了，但造成长期贫困的产业短板和基础设施不够健全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贫困乡村的延伸，仍然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了帮助贫困地区稳步脱贫、避免返贫，要留出缓冲期，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脱贫后，在脱贫攻坚期内仍可继续享受现有的国家扶持政策。精准扶贫不是说立竿见影，发展产业、易地搬迁等很多扶贫举措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贫困县摘帽后增强发展能力也需要一个过程，这就客观上需要扶贫政策扶上马、送一程。
摘帽不摘帮扶。无论摘帽以前还是摘帽以后，各级帮扶干部的心劲都不能松。扶贫干部要在摘帽之后坚守岗位，保持工作连续性，继续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实现已脱贫人口的稳定脱贫。同时， 要抓好村干部、党员、致富带头人、志愿者这四支队伍，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确保有长期坚守阵地的团队。
摘帽不摘监管。贫困县退出后，要加大致贫返贫风险防控力度，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风险规避机制，适时组织对脱贫人口开展“回头看”，对已脱贫的贫困户和困难群众进行动态监测并及时预警，发现返贫风险及时采取帮扶措施，确保脱贫户不返贫。
中国发展观察：近日，中办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屡禁不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仍有发生，个别地区“一发了之”、“一股了之”、“一分了之”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部分贫困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外源推动和内源发展是脱贫攻坚中重要机制，如何“内外融合” 推动精准扶贫机制的发展转型与路径完善？
高强：要从政府与市场两个层面展开，做好政府主导与市场决定的统筹衔接。政府调控层面，主要以稳定外部支持与投入机制为中心，确保支持不松劲、投入不减少，做好规划统筹、政策统筹、监管统筹、工作统筹，不断优化市场环境，创新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 市场机制层面，主要以培育农民群众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为中心，充分调动积极性主动性，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
虞洪：虽然外源性扶贫是打破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旧发展路径的重要力量，但外源性扶贫需要与内源发展扶贫有机融合才能形成持续的生命力，也才能走出“年年扶、年年贫”的怪圈。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转型：一是加强扶贫扶志，调动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 破除“等靠要”思想，让贫困户从“当贫困户光荣”转向“当贫困户可耻”，从“要我脱贫”走向“我要脱贫”。二是加强扶贫扶智，增强扶贫对象的技术能力，从简单“输血”到自我“造血”，共同提升积累和发展能力。比如，在凉山州喜德县贺波洛乡桌古村驻村帮扶过程中，通过改善教学硬件条件、设计家长参与机制、品学兼优评比等，培育家庭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通过教育从根本上打破贫困“代际传递”。三是加强机制创新，推动外源性扶贫的单向给予走向合作共赢，尤其是根据双方的资源优势引入市场化机制，形成共建共享共赢的格局，从而增强外源性扶贫的持续性和内生性发展的动力源。
中国发展观察：2020年脱贫攻坚收官之战后，扶贫机制是否面临转向？哪些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减贫时借鉴？
高强：2020年以后，要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借鉴脱贫攻坚形成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健全责任体系、监督体系、考核评估体系在内的制度体系。要充分发挥脱贫攻坚战略实施过程中帮扶队伍熟悉农村情况、贴近农民的特点，研究将脱贫攻坚帮扶干部转化为乡村振兴帮扶干部的衔接机制，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力度，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同时，要深化农村改革，破除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能。适应2020年后新的扶贫形势与战略重点需要，加快探讨如何改革现行扶贫体制，动态调整东西部扶贫协作、定点扶贫的目标方向，整合分散在各部门的扶贫资源，优化创设新的扶贫架构，建立覆盖工农、城乡一体的扶贫体制。
虞洪：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这表明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政策措施的延续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表示“要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而且提出“考虑设个过渡期”。但这不意味着现有帮扶政策一成不变，而是必然面临着一些调整和转向，尤其是要将之前瞄准脱贫攻坚的短期性政策调整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长期性政策，要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调整为治理好相对贫困和防止返贫及新增贫困人口。因此，2020年脱贫攻坚收官之战后扶贫体制机制转型的具体方向、路径、措施将是研究的重点， 尤其是与乡村振兴如何有机衔接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
中国脱贫攻坚为世界减贫作出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贡献，这既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也源于减贫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其中一些经验可能值得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学习和借鉴：一是强调精准施策，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鉴于中国地域广、地区差异大的实际，难以找到“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通过因人因地施策的“对症下药”形成“靶向治疗”效果，把政策用到刀刃上。二是注重以人为本，以不落下一户一人的决心安排部署扶贫工作，将改善贫困人口、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作为主线，践行“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三是保持政策稳定，在扶贫的顶层制度设计下， 保持扶贫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对于已经脱贫的，明确在2020年前采取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持续政策，有效提高了地方脱贫摘帽的积极性。而且2020年后还将采取设置过渡期的方式巩固脱贫成果，这对于走出“贫困—扶贫—脱贫—返贫”的循环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四是整合多方力量，致贫原因具有复杂性，扶贫模式也具有多元性，尤其是对于贫困量大、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和国家而言，仅靠政府的力量难免力不从心，关键是通过政策手段调动各方力量参与从而形成扶贫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