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五四运动的性质进行了全面诠释，对五四运动以来青年事业发展给予历史概括，对新时代青年事业健康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是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行动指南。
寻求中国的出路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 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
回顾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27年大革命，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寻求中国的出路几乎成了每一个先进中国人的要求。
20世纪初期，经济危机是蜕变中的中国社会的标志之一。有人记录了五四运动前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景况：“欧战既终，险象即生， 九、十两年（指1920、1921年— 笔者注）实为中国工业恐慌时代。铁厂积货如山，无人问津，至于闭炉停机；纱厂结帐大多无利；上海数十年之三大油厂竟同年倒闭；其它工业亦消沉。因欧战致富之实业家，营业失败重入旋涡者，及时有所闻。”（杨铨，1957）1920年之前的六、七年间，帝国主义各国混战，对华输出激减（日本除外）， 民族资本主义突飞猛进发展；1920 年以后，西方各国经济逐步稳定， 帝国主义又回到东方，它们在中国掠夺原料，大量农产品倾销国外， 经济作物生产排除了粮食生产，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倾销粮食的机会， 农业陷入了更深刻的危机。这些现象在费孝通后来的《江村经济》中有深刻反映，他写道：“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如果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得到同过去等量的纸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
经济危机总是伴随着社会危机。帝国主义在分割中国领土的同时，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施以暴力， 并使之处于灭亡的威胁之中。樊仲逸在1933年写道：“在一年以前，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炮及轰炸机正向上海闸北的工业区域轰击，和平的松沪城市，继鄱阳、吉林、锦州及齐齐哈尔之后，在火光和血花中被破坏着，这惨痛壮烈的景象不但在一年以后的今日还浮现于我们的脑际，便数历十百年后，也将留着不可磨灭的印象。”人们普遍感到： 中国人民若“不能振作起来，应用最先进的技术以适应工业革命所造成的新环境的能力，则其沦亡， 当在不久的将来”。（樊仲逸， 1 934）1930年的《东方杂志》的“开头语”既反映了当时中国危机的程度，又反映了中国人民寻求出路的强烈愿望，“目前国内既有饥荒、刀兵种种不幸的现象，人口虽因此减少，而社会上远甚贫困，感到人口过剩的痛苦。加上更蒙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国民经济受人剥削，边境地区时起风烟，从社会的生机，国家的尊荣看来都发生了危机。国人若不再接再厉，激发整个民族精神，本民族整个的力量解决国内重要问题，怎能启社会国家未来的光明呢？”20世纪初期的危机唤起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几乎成为当时每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关心的问题，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就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要求。
五四运动开启了先进中国人对民族出路的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人将其称为“启蒙运动”。它始于1919年，完成于1927 年。“五四运动解决了套在圣经贤传里的中国人，使大家知道读书的目的不是‘天子’的科学考试，而是为了求得各方面的知识，只有知识才能帮助我们各个人的生活，能帮助整个人类的生活。”（胡绳， 1937）五四运动在中国人民中间树起了科学和民主的旗帜。这场新文化运动最初所做的大多是介绍西洋的东西。正如胡绳所指出的：“这个时期的文化运动者，在介绍西方科学和文化的时候，是‘全盘受之态度’的，因为那时的厌旧心情激起了趋新的心情，而凡西洋的都新， 所以凡西洋的都介绍。”（钟离蒙， 1981）这场文化运动在实践上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方面演出二七事变，在民族方面演出五卅运动，在政治方面演出国共联合战线，因此逐在中国历史上成了1927年的国民革命。”（钟离蒙， 1981）国民革命的失败从某种意义反映了这场文化运动的局限性。表明这场文化运动必须由单纯地介绍和宣传西洋社会科学和文化转入对中国社会深入细致的研究。从1928 年起的几年中，新的哲学、新的伦理学、新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西洋著作翻译了很多。中国社会科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出现了四种情况：一是解说它们的学说和理论； 二是应用它们研究某些科学问题； 三是应用它们批判某些理论；四是应用它们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以反全盘西化为标志的新启蒙运动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新启蒙运动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开了如何对待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文化。胡适和陈序经代表了全盘西化派。潘光旦和吴景超则代表了反全盘西化派。争论始于1929年，至1935年以胡适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公开宣布放弃“全盘西化”的口号，主张充分世界化而告终。
全盘西化派和反全盘西化派的斗争表面上看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问题，实质上是如何看待各国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问题，即承认不承认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特点。全盘西化派认为，西洋文化是一种优秀的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假定，也是他们的出发点。陈序经曾经说：“全盘西化论， 在积极方面，是要使中国文化能和西洋各国文化，立于平等的地位， 而继续在这世上生存。”而反全盘西化论者则相反，潘光旦认为中国有自己的个别的地理与物质环境， 有自己“个别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组织”，有自己“比较个别的民族性格。这一切都要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地理与物质环境自有它的特点，不能与别的国家相提并论。……中国的历史文化更有它的特殊之点，更不能和任何别的国家混为一谈。”潘光旦在这里已不是单纯地谈东西差别，而且提出改变这种差别的首要条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我们要科学，我们要组织，我们要工业化……哪一件近代国家所有强大法宝我们不要？但我们的条件能力能否满足？和满足到何程度，大家都没有问。”这场争论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它使人们逐渐抛弃以往全盘吸收西方文化、忽视中国文化的倾向，进而转向对中国社会本身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启蒙运动”是自五四运动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场认识方法上的革命。它为在中国进行实地研究和实地研究中国社会开辟了道路。
如果说，全盘西化和反全盘西化的斗争打破了自五四运动以来隐含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假定：世界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模式， 西方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的话，那么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学术上的三大论战则表明中国社会科学已经开始从实际上研究中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入。
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中国社会科学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农村性质问题的争论。这些与中国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思想斗争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与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其本质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必须成为青年接续奋斗的不竭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
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在其著名散文《少年中国说》中提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指出了中国近代以来的问题所在，提出了青年在民族复兴中的作用。五四运动既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是一场青年运动。在五四运动不久，1921 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着民族复兴的理想。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更是青年一代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后,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的期望使这些留苏学生备受鼓舞，青年们树立了“为党奋斗50年”、“为祖国工作50年”的坚定信念。改革开放后针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7年４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指出：“现在我们可以说，第一步的原定目标（指实现温饱—笔者注）可以提前在今年或者明年完成。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步（指实现小康—笔者注）就很容易。看起来，第二步的目标也能完成，但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已经过去的八年多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 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进一步规划，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一代代领导集体对青年寄予厚望，要求中国青年必须树立为中华民族复兴努力奋斗的伟大理想和伟大梦想。正是这伟大理想和伟大梦想激励着中国青年百年奋斗，使中国民族显示出其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理想和梦想的特有性质意味着，它必然对主体的行为起着深层的导向作用。五四运动以来先进中国人的信念、信仰、理想的一大特殊功能，就在于它们总是成为人们心目中价值判断的“尺度”，用以评量好坏得失，权衡长短轻重，使中华民族确定自己行为的方向、态度和方式；它也使个体有自己的理想。个体的理想是个体人生追求、精神寄托和精神动力所在。人们总是尽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 有什么样的理想就有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和行为取向。同时，国家和社会也一定有自己的主导理想。一个社会的主导理想构成它所特有的文化、文明的精神实质和显著标志， 是这个国家和社会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也是社会决策的动机和目的之所在。正因为如此，理想在思想文化建设中往往占有核心和基础的地位。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理想，激励中国青年不断追求，并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
当前，正处在价值观念深刻变革的时代。在世界上，东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民族之间等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体系的冲突，在国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其影响也日益突出，正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时代性的问题。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空前伟大的事业，必然要求有一套与之相应的主导理想， 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推动力，为我们事业的成功提供有力的精神保证。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正在走自己民族振兴之路的中国，必须确立自己的社会理想，切实加强主导理想的培养，以使我们在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做出无愧于历史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提出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的理想和目标，确立了新时期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百年岁月，百年青春，百年梦想。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共同的文化和情感，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表明，同一社会虽然可以有多个层次多元并存的思想价值体系，但国家层面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意识形态应当是共同的、一元的。这是一个社会保持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保证。经过100年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生活也日趋多样化。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化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承认这种多样化，推动这种多样化，发展这种多样化。与此同时，必须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与主导价值的一元化，重视确立和巩固社会的共同理想信念，确立和巩固国家的社会理想， 确立和巩固民族的精神支柱，使其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