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菀航
“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改变。”
3月24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 年年会”的开幕致辞中如是强调。
“好日子”的朴实承诺直抵民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指出，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切实保障基本民生，推动解决重点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为期三天的论坛，在各个场次围绕不同领域、诸多话题的讨论中，普惠于民再次成为热议焦点。伟大复兴的国家叙事，与平凡幸福的个体诉求并陈交织，家国大梦前进的每一步更坚定有力。
筑梦美好生活
在论坛的“稳中求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单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在发言中， 展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中国政府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了明确部署。”宁吉喆指出，改革下一步，仍将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
他强调，要加大补短板力度， 聚焦三大攻坚战等薄弱环节，在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科技创新、交通通信、社会民生等领域促进有效投资。依法合规采用PPP等多种方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入补短板重大项目。
当前全球局势多变，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与挑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言指出，中国必须继续集中精力提升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而且是以可持续的方式，采用中国自己的模式，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根据环境变化加以调整，适应国内外环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与期望。
在“中国梦和美国梦：美好生活新期待”分组会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指出，“中国梦意味着国家的复兴，在政治、军事、科学、经济、环境领域获得繁荣发展。中国梦描述了一种集体性的努力，通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实现。”
“中国梦应该被赋予更多的内涵和外延。走向获得美好生活的途径，需要积极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他强调。
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将发言重点投向个体幸福，也就是普通人具体甚至琐碎的梦想。他表示，通过民意调查发现，回顾十年前，中国人更多寄望于财富创造。十年后的今天，国人的梦想更集中于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整体的提升，健康和良好的社会保障，创新创业以及社会认同等都是其中的要素。
兜牢民生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基本民生的底线要坚决兜牢。在“以开放引领未来”会场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指出， 中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只有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3%左右，实际上在北京周边100公里之外就有一个环首都贫困带。
“当前，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已取得决定性成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在“衔接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分组会上表示，累计六年， 我国共减少8239万农村贫困人口。从全国来讲，贫困发生率由六年前的10.2%下降到去年的1.7%。
当前，正处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起步期。韩俊指出，2018年中央1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政策蓝图。《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进一步细化了五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框架。过去一年多，战略实施开局良好，全面发力，农民也因此收获更多幸福感和安全感。
“农业强则中国强，农村美则中国美，农民富则中国富。”拜耳集团总裁沃纳·保曼在“农业对外开放与粮食安全”会场发言时，肯定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有益趋势，比如“农村电商+农业合作社”的模式探索，无人机的应用， 以及数字化农业解决方案等，致力技术创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间的平稳过渡与统筹衔接提上日程。
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钱文挥看来，“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升级版，二者实际上是一个有机整体。”在两大任务的交汇期，如何找准最直接、最有效的发力点，保障任务实施的延续性，值得深思。
“对于中国来讲，反贫困的实现只是取得了一个阶段性成果，扶贫济困永远在路上。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以后，需要对反贫困事业作出新的战略规划和部署。”韩俊明确说道，“为了巩固成果，为了接续推动相对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要落实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相互衔接。”对此，他进一步指出，到2020年以后，首先要做好规划的衔接。我国乡村振兴的总体规划、专项规划部分已经制定，部分正在制定中。其次要做好政策，特别是服务的衔接。现有脱贫攻坚的巨额投入资金应当继续投入到乡村振兴当中，确保投入政策不退坡，更不能退出，投入的力度不能减弱。
韩俊表示，过去几年，脱贫攻坚战略形成了部分较为完善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下一步，仍将会把这些有益经验运用到乡村振兴中，特别是要强化实施乡村振兴的领导责任制，把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李小云同样指出，防止返贫，防止新的贫困发生，需要把脱贫攻坚期间的各种资源和机制，转化成服务于上述两个防止目标的一套乡村振兴体系。
举例看，从资源角度讲，需考虑如何将原用于扶贫的财政资源转化为防止贫困发生的资源。李小云建议，地方财政的贫困补贴资金， 可拿出一部分投入到容易发生贫困的短板上来。同时，在脱贫攻坚中已形成的有效组织资源和机制，如对口帮扶、定点帮扶等也有待转化为长期性机制。
李小云还指出，异地扶贫搬迁，在帮助当地农民融入城镇生活的同时，也更好地解决了教育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阻断了贫困的发生。同时，建议通过进一步探索如“扶贫车间”等创新模式，帮助迁移群体获得更多就业机会。
服务国家战略，彰显企业担当。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会生在发言中进一步提出了企业应践行的社会责任。
“真脱贫、不返贫是乡村振兴的前提。”王会生介绍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开发投资集团共出资20亿元，先后设立了两支专业扶贫产业基金，并负责管理与运营。通过“产业基金+企业+贫困地区资源+贫困人口”的扶贫模式，带动了扶贫人口精准脱贫。到2018年底，两支基金在贫困地区共投资100 多个项目，投资额150多亿元，且撬动社会资本超过1700亿元。这些项目投产和达产后，将带动48万贫困人口就业，每年可为贫困人口增收30多亿元，为地方政府增加税收15 亿元。两支基金也将重点关注因病返贫、因学返贫，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生活质量等问题。
“产业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只有产业扶贫带动当地农民就业致富，才能持续实现农民的稳定脱贫。”王会生表示，国投通过产业基金投资在贫困地区建立了一批可持续、有带动力，且结合当地资源禀赋的产业项目，涵盖现代农业、资源开发、医疗健康等。还应明确，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注重扶贫扶智相结合。王会生发现，有很多被资助的贫困地区学生，在毕业后自愿回到家乡做扶贫干部、乡村教师， 真正接过了扶贫的接力棒。
实际上，企业在参与扶贫进程中可实现双赢。作为矿业资源公司， 英美资源集团的很多业务开展在较为偏僻地区。据其首席执行官孔廷礼介绍，企业两年半前重新定位了发展目标，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与农村地区合作的过程中，助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业生产活动提高质效，同时提供了更多工作岗位，让当地百姓有机会获得更好的生活方式，给社区带来净福利。
韩俊坚信，“推进乡村振兴一定会用好深化改革这一重要的法宝，将以更大勇气、更大力度激活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推动中国乡村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让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落伍，能够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
再续人口红利
与无法回避的老龄化趋势伴生的，是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的应势转型。
在一场题为“人口新形势下的人力资源开发”分组会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发言指出，从我国人口总量与结构现状分析，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确实在消失。
“不能忽视中国正在变化的人口结构。”力拓集团首席执行官夏杰思指出，有几个数据值得关注， 2017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2.4亿， 有共计2.4亿内部的移民，独生子女家庭也已突破2.4亿个。很明显，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人口新时代，而人口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在中国也表现得更为突出。
牛津大学教授伊恩·戈尔丁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当前偏低的生育率，可能会成为一个永久的现象。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这意味着劳动力人群的数量会逐渐减少。
挖掘老有所为的潜能，如何延长人们归属劳动力群体的时间？鲁昕表示，老龄化人口同样可以创造经济增长的动力，正所谓长寿经济。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总裁克里斯托夫·拜尔建议，可在监管的框架之下延长退休年限，与此同时，要逐步优化关于退休的保障措施和计划。
“整个劳动人口下降的趋势， 确实给我们敲醒了警钟。”在智联招聘首席执行官郭盛看来，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很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仍可以发挥余热。建议进一步增加灵活就业的机会，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有力补充。
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也逐渐从职场边缘走向了中心。在“女性领导力：变革新势力”会场，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总干事金丽莎在发言中提到，“确保女性也有平等的机会，要真正挺起半边天。”有调查发现，若公司中高管和董事的女性比例达到30%，公司的视野和价值观会相应产生巨大变化，助力更加科学的决策。还有研究表明，到2025年如果能够实现女性赋权，让女性获得同等的职场发展，可以带来巨大财富。在中国，这项工作可以创造4.2万亿美元价值。
斯蒂格利茨在论坛期间的多次发言中都有提及，“在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很高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谭琳同样指出，如今中国的女性力量活跃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和各层面，这种不可忽视的“她力量”正日益发挥着积极作用。
未雨绸缪应对就业问题，我国已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郭盛分析认为，从智联招聘发布的就业信息指数看，目前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形势仍然处于稳定状态。
“ 人口红利有条件持续增长。”鲁昕对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持乐观态度。当下的关键命题是， 人口如何由数量型转为质量型。
对此，鲁昕指出，我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制度改革获得制度红利，通过制度红利获得人口红利。与此同时，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促进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化。这一过程中，要正确处理以下四个关系：
一是人力资源和长寿经济的关系。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产生于老龄化所带来的老年资源开发潜力。从生产角度来看，60—65岁年龄范围内的0.83亿老人是可用人力资源。从社会消费角度来看，2.49亿的老人又是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者。
二是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人力资本投入决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包括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企业提取的职工培训基金在内的共计10万亿投入量需要统筹管理，这涉及统筹人力资本投入总量，优化人力资本投入结构，明确人力资本投入重点，提高人力资本投入效率，以及评估人力资本产出效率。
三是人口红利与教育结构的关系。当前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的双方矛盾，主要归因于教育结构。问题集中反映在高中阶段、高等教育阶段和终身教育体系三方面。研究发现，如果将高等教育应用型比例提至62%，每年可多培养182万应用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目前，针对结构问题有关部门已出台多项教育改革方案，并在近期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
四是人才供给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当前科技进步加速，5G商用技术、AI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催生了新的生产模式，也培育着数字产业化全领域的转型，这不仅是产业升级的方向，也是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要致力解决人才有效供给，充实高端研究人才、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一线技术操作人才队伍。
“高技能人才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剑桥大学校长杜思齐在发言时强调。他表示，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需要有持续学习、不断掌握新技能的人口。
杜思齐继续指出，教育不仅要保证学生能够了解相应的方法论和技能，同时也要帮助其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技术发展。由此， 要积极促使教育机构改革转型。也要进一步强化合作，鼓励更多来自不同背景和经验、不同学术领域的人才协作起来。
守护健康中国
“自2015年以来，我国涉及药品可及性的改革与探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气魄。中国的医药市场越来越开放，同国际接轨，有更多创新药以最快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绿叶生命科学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刘殿波在分组会“拨开用药难迷雾”上发言指出。
“力争让国内外的新药、好药，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惠及病患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司长王平表示，我国将继续深化药品审批制度改革，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
据王平介绍，近年来，国家药监局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和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具体涉及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建立药品的优先审评机制，鼓励药品研发创新。2017年12 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三大类18种情况，可列入优先审评审批范围。
第二，完善药物研发技术体系，推进药品的研发审评与国际接轨。注册分类化学药品，对于新药，强调新机制、新靶点、新结构。对于仿制药，强调与原研药在质量和疗效上保持一致。2017年6 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成为ICH正式成员后，积极推进和转化ICH有关指导原则，促进药品国内外的同步研发。
第三，接受境外临床研究数据。2018年7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境外企业，在保证数据科学、准确、可追溯等条件下，可直接采用境外数据，包括临床数据、仿制药生物等效性数据申请在中国上市，从而节约研发成本，加快上市速度。
第四，落实国务院会议精神， 加快新药的上市。一是进口化学原料药及制剂（不含首次在中国销售的化学药品）在进口时不再逐批强制检验；二是将临床试验申请由批准制改为到期默认制。三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建立专门通道对临床急需的境外已上市新药进行审评审批，组织专家进行品种遴选，对罕见病治疗药品，在受理后3个月内完成技术审评，对其他境外新药，在受理后6个月内完成技术审评。今年会遴选第二批，不久后会征求意见。
第五，强化审评队伍的改革，推进构建科学的审评体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审评队伍由200人增加到750多人，聘请有FDA工作经验的审评专家，帮助体系构建。并加强沟通指导，避免申报企业走弯路。
“通过一系列举措，2018年我国共计批准新药48种，接近美国FDA批准的一倍，审评时间节省了12个月，审评更贴近需求。”王平进而指出，下一步还将继续深化改革，坚决守住药品质量的底线，维护公众的用药安全。
医药企业作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参与者，社会责任同样是其发展战略中一项不可分割的元素。
“人类疾病谱正不断发展变化， 创新、合作是医药产业发展的主流方向。”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楚源建议，着力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效应，促进实现药品互认互通。同时，加快中药审批。他指出， 2017年国家共审评394个新药，其中中药仅占2个。2018年，从公告数据看，中药获批仅有1个。中药治未病，是提高医疗水平，降低费用的举措，因而应尽快研究制定中药审评审批体系，建立中药白皮书。
围绕着中国医药行业发展和用药可及性提升，跨国制药企业积极建言。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艾伯乐在发言中谈及去年上映的一部中国电影，《我不是药神》。其引发广泛热议和社会共鸣的同时，也引起中国政府部门高度重视，致力进一步提升药物可及性，减少家庭用药的财务负担。“相信随着中国可持续发展医疗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更多患者能够获得更多药品选择，以预防和治疗疾病。”
近期，国家卫健委牵头编写了首部《罕见病诊疗指南（2019年版）》。赛诺菲集团首席执行官白理惟进而建议，在国家医保报销目录中，将更多罕见病纳入进去，并在国家层面给予资金支持。
在另外一场题为“时代变局中的青年：挑战与责任”的讨论中， 多位青年企业家带来了提升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的数字化创新。推想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宽介绍，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应用于医学影像领域，可以辅助医生诊断，提高医疗效率。
“基于百万多份病历与医学知识图谱的学习，智能医生可以同七年资的初级医生一较高下，甚至超越他们。”依图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朱珑同样在发言中肯定了依托人工智能发展智慧医疗的变革性意义。
“普及医疗保健服务，包括让偏远地区人群得以覆盖，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默克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欧思明进一步肯定了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医疗改革方面的成就。刘殿波坚定地说道，“相信政府的改革决心以及行业自身对于创新与发展的坚守，社会医疗问题将得以更有效解决。在企业受益同时，为百姓健康做出贡献。”
面向安全、营养与健康的食品消费转型，同样是“健康中国”战略的应有之义。
“农业对外开放与粮食安全” 分组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在发言之初指出，“我国仍然处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仍然处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同时人均收入水平还在提高，这就意味着食物消费的转型过程尚未终结。”他分析道，一般认为人均收入水平达到2万美元时，食物需求结构才基本稳定，未来要更有效率、更安全可靠、更可持续地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食物消费需求。
食品安全与品质逐渐成为更侧重的考量因素。沃纳·保曼强调，在过去30年，全球人口增长超过60%，若快进30年，全球人口预计增长20亿到30亿。同时，中产阶级在不断壮大， 膳食习惯会随之发生明显变化。
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徐学阳同样提到，“从国内粮食市场和农副产品供应情况来看，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如今对于质量和安全性的要求逐渐提升。”作为从事粮食生产的大型国有企业，其智慧农业的发展之路，正是回应新需求、新趋向的转型探索。
“保障粮食安全，中国要彰显大国担当，必须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认为，我们主要的食品当中，99%应该靠自己生产。与此同时，部分行业也需要通过开放来激活发展动力。在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樊胜根看来，“开放的贸易能够更好地稳定粮食安全，有效降低粮食价格，并提供多元产品选择。”
中国乳业在消费升级时代也呈现出了新面貌，而守卫国民健康， 乳业同样不负使命。在发言中，蒙牛集团总裁卢敏放表示，当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范围，都在强调“大粮食”安全。“大粮食”安全涉及食品结构的升级，不光是要吃饱，还要吃好，吃好就与食物结构的丰富性相关，肉、蛋、奶等副食逐渐成为主流食物。卢敏放建议， 要以开放和合作的政策立场解决资源和市场不匹配问题，除了引进来，还走出去，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的乳制品，献力世界食品安全、食品健康事业。
“中国还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樊胜根在发言最后强调，通过开放贸易，通过国际治理，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对全球的粮食和营养安全至关重要。
保障社会公平
不平等鸿沟正在加剧民生之忧。“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大多数人的福祉。而我们是否实现了这一目标？从总体来看并没有。”美国桥水投资公司董事长瑞·达利欧在发言时提醒道。
“应对扩大的社会不平等”， 已成为各国公共政策的焦点和优先议题。在围绕这一话题进行的讨论中，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指出，“在全球化取得迅速进展，绝对贫困明显下降的同时， 世界主要经济体均面临社会不平等扩大，且不平等程度居高不下的趋势。部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已影响到本国政治，继而会给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带来不确定性。”
壁垒与差距，同样关系未来中国的福祉。“过去40多年，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也需清醒地看到，现阶段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就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韩俊在其他场次的发言中，如是强调。
卢迈进一步指出，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项研究发现，从2015 年看，中国居民代际收入弹性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人们有更多机会从底层向上流动，可归因于城市化等因素。但仍不可忽视，社会最底层人群中父代与子代收入的一致性偏高问题，也就是说，最底层较难获得公平的机会。
斯蒂格利茨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就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证收入及就业的稳定，且能够应对社会不平等趋势的扩大。他指出，中国现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必须意识到以下问题：一是，GDP的增长并不一定能带来大多数公民收入的增长。二是，GDP和收入的增长并不一定能带来生活标准或生活水平的提高。GDP并非衡量经济和社会状态最好的指标，因为对于高质量发展来说，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如安全、住房等，这些都是提高生活水平所必须考量的方面。
“社会不平等，是有多个层面和多个维度的。”斯蒂格利茨建议中国应以更加全面的政策工具，基于更宏观的视角，来回应挑战。
教育是决定机会是否平等的基本要素。瑞·达利欧强调，教育是最好的投资。通过投资教育，可以使更多人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从而改善生活、减少相应的社会成本。卢迈还在发言中提及瑞·达利欧的著作《Principles（原则）》，其中专门指明了儿童大脑发展对其一生带来的影响。反观国内，2015年我国依旧有47.9%的孩子（0—6岁）生活在农村，未接受学前教育和早期养育帮助的孩子与城市孩子的差距在拉大。对此，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提出加大对学前教育、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职业教育的投入。斯蒂格利茨也指出，中国需更加关注教育领域，在提高质量的同时，致力缩小地区差距。另外， 要减小户口制度对教育平等产生的障碍。
斯蒂格利茨还指出，环境质量同样是生活水平的衡量标志之一， 环境危害会产生长期的副作用，由于更多地暴露于污染环境中，贫困人口较容易受到波及。
“要强调生态红利的共享。”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会场发言时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绿色正是美好生活的底色。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就必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让人民群众共享绿色福祉。
同时，要进一步厘定慈善事业的社会使命。如今在中国，慈善领域已实现从无到有的发展，慈善组织的整体规模呈现出蓬勃之势。瑞·达利欧指出，“调节贫富差距需要一种循环机制，慈善将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考虑如何确保公众获得更体面的生活，包括上述提及的教育、环境、健康等，都是缩小差距和不平等所需注意的事项。”斯蒂格利茨在发言中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