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菀航
5月 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这样评价古丝绸之路：见证了陆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也见证了海上“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早期样本，古丝绸之路绵延万里，纵贯千年，直至今日，古老的商道又被委以惠及几十亿人的新时代使命——“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是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动发展的前提，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构成了新一轮开放合作模式。其中，“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此次高峰论坛“促进资金融通”平行会议上发言时表示。习近平主席更是将金融比作现代经济的“血液”，并强调“血脉通，增长才有力”。
乘势而上
5月10日，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推进贸易畅通、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情况发布会上介绍，2014年－2016年，中国通过多种渠道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实现了约20万亿元人民币的贸易总额。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3049亿美元。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方面，中国企业先后在20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建设了5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超过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竞争政策室主任、研究员刘翔峰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可以预见，未来我国金融业将进一步对接“一带一路”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方面的大量需求，推动我国金融业与国际金融市场及沿线国家加强投融资合作。她指出，由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建设项目开发周期可能很长，而开发性金融可以发挥其注重长期性投资和商业化运作的特点，发挥中国经验，连接政府与市场，整合各方资源，从而对商业性资金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刘翔峰认为，金融服务网络也将进一步发挥优势作用。可通过银团贷款、项目贷款、账户风险管理等各种基础性金融服务形式，满足各类金融服务需求，发挥金融整体功能。特别是可通过互联网金融，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加强我国与沿线64个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将伴随大量进出口贸易，我国跨境电商随之面临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通过互联网金融为主要代表的新金融吸引沿线国家小微企业与普通民众，为这类群体的投融资等金融需求提供个性化、专业化服务，促进普惠金融的迅速发展。
在5月11日国新办就银行业支持“一带一路”举措成效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潘光伟介绍，“截至去年底，9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机构。2016年中国在相关国家新签的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达1260亿美元，对相关国家直接投资145亿美元”。
“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三年多来，投融资需求不断提升，也为我国商业性银行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对此，中国民生银行办公室调研处霍天翔博士具体分析道，“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潜力大，但交通、资源、基础设施落后长期制约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据亚开行预测，截至2020年，亚洲每年新增基建投资需求将达7300亿美元，而通过世行和亚行每年可获得的基建资金总计仅300亿美元左右，除去各国自筹建设资金2000亿－3000亿美元，尚有资金缺口5000亿－4000亿美元。这为中资银行境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项目储备。
“一带一路”的推进不仅有助于我国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同时也将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融资便利性。霍天翔对此表示，伴随企业跨境贸易、投融资、国际结算，以及货币流通需求的不断激增，为中资银行开拓“一带一路”供应链金融、贸易投融资便利性，深挖国际结算、双边互换等业务提供了发展机遇。
消解赤字
“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从我国金融业“走出去”以服务“一带一路”甚至全世界的实践来看，面临着怎样的“赤字”难题和障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丽平对《中国发展观察》表示，我国金融“走出去”近几年才开始形成规模，金融机构境外发展的经验较少，难以像大型跨国金融机构那样自如地运用国际金融市场规则，整合外部金融资源。特别是在优质项目的挖掘方面，这一工作涉及对项目所在地区、领域及其发展前景等诸多因素的考量。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着力打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来解决优质项目缺乏的问题。这并非一国之力能及，需要国际合作，协力改善。
“除经验不足外，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能力也存在明显差距，其主要原因是国际化金融人才匮乏。”张丽平说。在我国金融机构海外业务快速扩张的过程中，既了解东道国语言、文化习俗、法治环境，又掌握金融专业知识的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并不同步，而少数已经培养出来的人才流失严重。
此外，张丽平还指出，从我国金融机构海外业务范围来看，目前仍以传统的存款、贷款、国际结算等业务为主，产品与服务的创新较为缺乏，不能尽快融入当地金融发展环境，难以结合东道国的市场特点和客户需求来制定创新策略。要知道，业务产品的创新性是金融机构面对东道国本土机构的竞争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因此，业务模式固化是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国际上有些经济体对中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仍抱有怀疑态度，甚至施以准入壁垒。“既有经济方面的考量，也有政治原因，对我国金融机构形成了现实的进入障碍。”张丽平坦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在接受采访时也强调了政治信任问题。当前，仍有许多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太理解，抱有一定的怀疑。如果“一带一路”的项目得不到当地政府与民众的支持与理解，就会难以推进。
他建议，中国企业同当地政府及民众打交道时，需秉持一种谦逊的精神，不能盛气凌人，不能自视为给当地带来发展与就业的“上帝”。“要时刻记住，在人家的市场上经营，要服从别人的规矩，照顾到对方的利益诉求。”丁一凡强调。
刘翔峰认为，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相对较高。她举例说，一些投资项目由于忽视社会责任或对当地造成环境污染，可能被借以安全审查为由关闭。东道国的政权更替、制度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投资安全，如泰国的高铁计划搁浅、缅甸的密松电站被迫停工等。
霍天翔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资产贬值、汇兑限制、地缘政治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运作涉事尚浅，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需求格外迫切。”她进而指出，这正为我国金融机构大力发展避险类金融工具、创新金融安全防范工具提供了发展机遇。
对于防范“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投资风险，刘翔峰建议，一是积极利用和发挥亚投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学习经验，建立投资风险识别和筛选机制，帮助企业规避风险。二是通过和现有的多边银行合作，撬动私营部门的资金，实现合理分担风险、利益共享。三是本着绿色投资的理念，注重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促进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四是帮助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投资的企业避免投资的政治风险、安全风险以及更好地承担相关的社会责任。
金融合作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17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4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这些新型金融机制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
我国于2013年10月提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倡议，并于2016年1月正式运营。尽管亚投行的设立并非单纯服务于“一带一路”，但与“一带一路”在某种程度上联系紧密，发挥着协同作用。
张丽平表示，“亚投行作为跨区域的开发性国际金融机构，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在亚太互联互通蓝图中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从需求角度看，亚投行致力于改善亚洲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充分契合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发展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的深切愿望。目前，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发展越来越受到基础设施落后和资金不足的制约。从供给层面看，亚投行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弥补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对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例，目前约有1/3的贷款发放到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仅占其测算的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1/100，缺口巨大。据测算，到2020年之前，仅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除亚洲外，亚投行还要兼顾“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地区。
不只是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合作金融组织同样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金融支持。“这些国际开发机构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有着更好的信誉，且能在当前廉价获得巨额资本，更有助于推进各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更快落实。”丁一凡表示。“特别是，这些合作金融组织的积极作为有助于撬动整个社会资本投资的活力。”张丽平补充道。
刘翔峰进而指出，这些合作金融组织可作为金融平台，推进基础设施投资和区域内的全面金融合作，通过提高“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能力，分散投资风险。更重要的是可以平衡多个国家在该地区的利益，通过要素和资源重新整合来提升各区域的竞争优势，通过产业转移形成新的产业链，创造国际物流、产业加工、商贸服务等各种需求，形成“一带一路”的国际贸易产业链，推动形成亚欧共同发展经济带。
“目前银行业也在积极探讨构建‘一带一路’长期投资者联盟。” 霍天翔表示，通过联合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机构、储备基金、养老基金、开发性政策机构等各类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沿线大型中长期项目提供多样性资金投资、金融工具运用。通过深化多边金融合作，构建境内外优势互补、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体系，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多元化资金需求。同时，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可加强政策、信息、规划和预警的沟通协商，共同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基础。
群策群力
在刚刚出版的2017年第9期《中国金融》上，一行三会相关负责人集体发文表态，从各自机构角度建言“一带一路”建设，传递出金融全方位支持“一带一路”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文建议，“需要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沿线国家以及国际资本等各方资源，通过用好开发性金融、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更多地使用本币等多种方式，确保投融资的可持续性，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落到实处”。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题为《外汇管理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文中称，“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一带一路’营造良性、健康、稳定的外汇市场环境”。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文中表态，要切实加强“一带一路”银行服务规划，“未来，中资银行应进一步提升自身金融服务水平，妥善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与挑战，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层次金融服务平台”。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指出，“应充分发挥资本市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体制优势，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渠道和手段，用更市场化的方式配置金融资源，支持国内优秀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交流合作”。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发文说，“从保险业的历史和属性看，保险业与建设‘一带一路’是天然契合的。保险业将充分发挥资金支持、风险管理、信用管理和监管制度等优势，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务实推动阶段以后，需要拓宽金融各个领域，创新金融服务方式，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刘翔峰具体建议道，一是发展互联网金融。沿线国家金融体系不发达，不能满足多层次的金融需求，我国应加大对电信基础设施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投资，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鼓励互联网金融企业进入这些国家，增加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支持。二是加大金融业开放力度。对资本市场、投融资等领域积极改革和调整，对“走出去”企业给予支持，完善“一带一路”投资环境，促进投资者权益保护。三是促进贸易金融发展。“一带一路”旨在促进贸易融通，因此要积极开展高水平高层次的区域合作，实现沿线国家平衡可持续发展，推动产业转移，进一步发展贸易信贷，积极促进区域内新的贸易产业链形成。
“尽管目前‘一带一路’的大部分工程由国内政策性银行负责融资，但相信商业银行未来会有更多机会。而与此同时，商业银行更需谨慎考虑自身资产布局和风险控制。”丁一凡强调。
作为打造“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主力，中国银行业三年多来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工作，优化海外布局、强化金融合作。
“大力支持中资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已成为各银行机构当前的重点工作。”霍天翔介绍道，面对企业境外新的金融需求，我国银行业在服务与产品方面进行大胆创新，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多样化、差异化金融服务。目前，除去传统信贷、投融资、贸易、结算、租赁等业务之外，涉足并在研发的金融服务与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拓展“一带一路”供应链金融业务。对外投资从过去单个企业、项目的“走出去”，向由核心中资企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共同“走出去”转变。发展投贷联动，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投资银行、交易银行、境外保险、财务咨询、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等多元化跨境金融服务；并通过商业贷款、优惠买方信贷、出口信用保险、设立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大型建设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加快境外零售业务发展，进一步完善机构和服务网络布局，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一揽子跨境金融服务。创新金融服务与工具，探索境外PPP、互联网金融、夹层股权融资、“一带一路”项目债券等创新金融工具，吸引、吸收社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离岸业务发展，推动境内企业用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采取债权、基金等形式，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长期外汇融资资金。完善对冲金融产品供给，提供互换、掉期等金融衍生品与资产证券化产品，加强与各类信用担保机构合作，通过国际银团贷款模式，分散“走出去”中资企业及银行业自身的风险。围绕“一带一路”积极开展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丰富“一带一路”战略下专题产品体系。科学规划，确定走出去的区域、方式、业务选择、目标客户等相关内容；建设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监管规定和市场环境、具有跨国融资实战经验的复合型的国际化金融人才队伍；提供“融资、融智、融商”相结合的综合化金融一揽子服务等。
行稳致远
据悉，本届高峰论坛期间及前夕，各国政府、地区、企业等达成一系列合作举措，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在资金融通方面，中国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将进一步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初步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此外，中国财政部与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集团6家多边开发机构签署关于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等。
有观点称，“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机制改革的重大创新，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创造性智慧。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平台，也是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规模跨境融资需求，为进一步改善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新的机会。”刘翔峰说。
在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如何发挥中国作用？丁一凡指出，从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西方主导的金融业面临着一定的问题。最近20年来，国际金融业创新意识不断增强，而部分“金融创新”的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与实体经济间的联系，金融空转或自我繁殖，产生出巨大的抵押风险。“‘一带一路’则重新定位金融，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特别是服务于基础设施建设等能为将来经济发展奠定更健康基础的项目。随着这些项目的成功，人们将更清楚地认识金融的作用。”
在刘翔峰看来，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对接，将有效地促进国际发展融资体系的发展，“一带一路”中的金融支持也会给国际发展融资体系提供重要的内容和金融实践。“一带一路” 建设的资金融通需求将扩大人民币的阔景使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中国将更快地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沿线国际的金融市场发展，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