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千年前，唐代诗人张若虚这样摹绘春江花月夜的秀丽景致。时光穿梭，优美的自然环境始终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在3月19日正式开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上，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在发言中特别引用张若虚的诗句，来表达他对中国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祝愿。
去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尾武彦同样有此祝愿，当时他引用了杜甫的诗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对中国环境问题深表关切的，不止中尾武彦。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迄今已连续举办18届。在历年的论坛议程中，生态环境从来都是重要的讨论议题之一，今年亦不例外：6场正式会议中有一场专门讨论“切实加强环境治理”；23场经济峰会中，专门论及环境问题的有两场，主题分别为“《巴黎协定》：前进还是后退”和“雾霾治理的协同机制”。透过来自政府、学界、企业界、国际组织等中外精英的真知灼见，中国的环境治理新局也日渐清晰。
政府宣示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本次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他指出，要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战略思想，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将加快解决燃煤污染问题，全面推进污染源治理，强化机动车尾气治理，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抓好重点流域区域水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土壤污染详查，分类制定实施治理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新进展。抓紧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启动森林质量提升、长江经济带重大生态修复、第二批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工程试点。“我们要通过不懈努力，稳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让蓝天常驻、青山常在、绿水常流。”张高丽说。
2015年履新的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今年首度以这一身份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他在发言中说，生态文明在中国发展全局中极具重要性，从制度建设看，《“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相继出台，《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重要法律修订实施，国土空间生态红线管控、环境治理、干部绩效考评和责任追究等基础性制度初步确立，中央环境保护督查等关键改革落地生效，显著扩展和深化了各级政府和部门履行生态文明职责的责任约束。“中国对解决当前突出环境问题的决心是坚定的，政策导向是清晰的，行动是坚决的。”陈吉宁说。
在发言中，陈吉宁介绍了中国环保工作取得的重要成绩，也没有回避有关问题。他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仍然突出，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必须付出巨大的、不懈的努力。
陈吉宁表示，中国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已经做了全面部署，在加快推进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将更好地通过环境管理转型和创新提升环境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具体将从五个方面着手：
一是系统化。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对流域、区域、地上、地下、陆地、海洋进行整体保护、宏观管控、综合治理。
二是科学化。未来将加大环保科技投入，特别是强化科技与管理决策的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技术的突破导向，还将以开放的心态加强同其他地区及跨国企业的环保科技合作。
三是法治化。陈吉宁表示，中国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取得明显进展，各项法律制度正在不断完善。他还透露，要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的垂直管理改革，加强环境监察执法能力建设，目前已有九个省市组建了环境警察队伍。
四是精细化。改变过去粗放式的环境管理方式，将区域流域污染类型进一步细分，落实到控制单元和网格，将各级责任分解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环境监管的效率。
五是信息化。未来将在环境保护中推进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和融合。目前，环保部正在实施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工程，构建覆盖全国的环境监管执法、环境质量和重点企业在线监测、环评审批和管理、重污染天气应急会商和应对等管理平台。
学界建言
在国际视野中，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是学者们关注中国环境保护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在论坛发言中表示，未来20年，《巴黎协定》应该是全球最重要的共识，特别是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因为它们会带来世界70%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更大比例的发展动力，所以将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力。中国对气候和环境行动的承诺不仅体现在已将其列为“十三五”规划的基本原则，而且还体现在中国政府的诸多政策声明中，其中包括去年11月在马拉喀什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2次缔约方大会，以及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在达沃斯发表的演讲。
斯特恩在提交给本次论坛的背景报告中说，中国将在实现自身转型与发展的同时，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双重战略：第一，制定明确的方向和干预措施，减少对污染产业（棕色产业）的投资。第二，对可持续基础设施展开针对性投资，为私营部门投资提供支持，从而大力推进低碳产业（绿色产业）发展，其中包括电力网络的脱碳。
他也提到，中国在这两个方向已经有所举措：将煤炭和其他资源的清洁利用列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力度世界最大；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组件制造和锂离子电池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而现在，中国遇到了自身和全球环境带来的重大压力，诸如空气、水和土地污染等。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生产力和工资持续提升，促使中国抵达“刘易斯拐点”；中国生产力继续向富裕国家靠拢，“追赶”的步伐放缓；生产结构开始向服务行业调整。出于这些原因，中国的增长速度放缓。中国可采取更具吸引力和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并保持强劲的增长速度。
斯特恩强调，中国近几十年来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经验极具价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交流和分享这些经验，能够帮助它们避开严重的环境压力，更好地利用新技术和方法。中国对现有多边体系的影响日益增大，并成立了新的开发银行，这都为分享经验和发展实践提供了关键机会。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邹骥认为，中国和美国的相关政策，是关乎《巴黎协定》能否有效和高质量执行的焦点问题。中美在《巴黎协定》形成过程中有非常成功、影响巨大的合作，但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出现了某种不确定性，美国下一步会出台怎样的气候政策，还要继续观察。目前较为普遍的预期是，特朗普政府可能不会非常积极。
邹骥说，不论美国继续留在或者退出《巴黎协定》，都不会影响整个协定的有效性，这是从法律上讲。另外，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谈到中美的合作领域时，特别提到能源。中美能源合作，需要在一个新的背景下来认识，确立新时期的合作点。在中美双方已经在能效、核安全、CCS等方面有所合作的基础上，邹骥表示，非常看好未来两国在油气资源上有新的合作，这有助于双方能源合作的发展，同时为《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
企业担当
对于生态环境来说，企业是破坏者，也是建设者。经济效益和能源环境效益，二者是相辅相成、共融共生的；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能耗、保护环境，是企业应有的担当。本次论坛上，诸多中外企业分享了在能源环境领域的建树和经验。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杨华说，中国的能源禀赋和终端用能结构决定了化石能源仍将占据重要位置，特别是油气在中长期内依然是我们的主体能源之一，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在未来能源体系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基于这种判断，中海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中国率先发展液化天然气产业，至今累计引进LNG超过1亿吨，成为全球第二大主力LNG供应商和采购商，在沿海多省市建立了LNG接收站和输气管网，今后中海油将在天然气发展上投入更多。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董事长乔保平表示，清洁可再生能源在该集团占比达30.5%；火电方面，60万千瓦以上清洁高效机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风电规模位居全球第一，现已建成亚洲最大的海上风电场，同时在加拿大、南非投资运营风电项目，实现了全产业链“走出去”。
时任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玉卓表示，未来35年在中国建立低碳能源系统是可行的。就中国而言，目前能源结构仍然是煤炭占60%左右，预计今年将降到60%以下。
他介绍，神华集团的能源政策导向是减量化、多元化、清洁化和创新化，将整体能源效率提高到76%。此外，该集团开发了煤制油、煤制乙烯和其他化工品，生产过程可基本实现无排放。同时，在现代煤化工产业上率先开展二氧化碳封存，已经建设了10万吨/年的装置。今后还要以煤发展无碳的能源，用氢提供最干净的终端能源。
张玉卓说，中国在煤炭的高效利用上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未来还要通过科技创新，创新煤炭的清洁利用方式，特别是突破低碳等关键技术。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董事长刘大山表示，应鼓励企业提出数据监测、规划设计、投资运营等能力，培育综合服务商推进多元协同治理的落地。强化部门联动，推进政府和企业的协同，实施企业事前和事后的第三方评估。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利用市场的力量培育龙头企业，提高产业集中度。完善政策，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尽快推出税收贴息等政策，尽快成立国家级绿色产业基金，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这一领域。完善贴息和担保等机制，加大绿色信贷的投放规模。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总经理温枢刚建议，治理大气污染，未来中国可以提高一次能源尤其是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优先解决散煤问题，进一步提高煤电的转换效率；进一步优化调度管理方式，让清洁能源多发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新奥集团董事长王玉锁说，中国应该建立现代能源体系，以使用可再生能源为优先，构建多元互补、灵活柔性的能源系统；建立分布式为主、集中式为辅、相互协同的用能方式，构建能源互联网，通过人工智能实现能源的产、输、配等跨区域的资源优化；此外，还可建立以消费者为主导、供需互动的用能机制，让用户动态参与市场交易。
众多跨国公司也结合自身业务，为中国的环境治理建言。
陶氏化学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利伟成认为，对大气、土壤、水都要实现零排放，在化学品的供应链中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中国可以逐步把相关技术尽快引进中国市场，精准地分析化学品的风险，更科学地进行化学品管理。他强调，应该遵照全球最高的标准来开展监管和执法工作，使人人可以从中受益。
利伟诚提醒，进行监管改革是必要的，同时要多去听取被监管企业和个人的感受和意见，用创新的方式开展工作。
西门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凯飒评价，中国的环境保护规划是合理的，实现2030年GDP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60%—65%的目标，可以通过高效能、数字化的技术来实现，德国有很多经验可供借鉴。
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主席、En+集团主席奥列格·杰里帕斯卡则特别提醒，未来，重工业应该成为中国环境治理的重点领域。重工业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该地区占中国面积大概7.2%，但排放强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四倍。
国际助力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挑战。全球环境治理中有中国责任，解决中国环境问题也欢迎国际助力。
陈吉宁说，当今时代，人类不仅面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性挑战，传统的空气、水、土壤等污染问题也在世界范围内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电子废弃物、海洋污染等领域也不断出现新的环境问题，发展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在各国现代化及其之后进程的不同阶段表现形式会有很大不同，但这种挑战是长期的、深刻的，并对各国经济社会的变革带来深远影响，需要我们携手应对，分享知识经验和智慧，共同维护全球生态环境安全。
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去年11月《巴黎协定》正式生效，中国率先发布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向联合国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这些工作既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也是中国自身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论坛发言中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产业转移带来了污染转嫁，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环境压力，环境是发展的基础，发展也离不开环境。没有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也就失去了支撑的条件，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国技术和能力上的突破与共享，积极推动绿色发展，才能实现全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在发言中强调了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他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讲究环境保护，减少污染。在能源方面，大力推行可再生能源，同时提升非化石能源的能效。金立群还透露，亚投行正在制定一项旨在指导该行工作人员如何推动绿色经济的能源政策，并将于今年6月份提交董事会。他说，利用新的技术，同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比较务实的援助措施，“我们可以做到既推动经济的发展，又能够防止对环境的破坏。”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说，亚行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领域与中国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分别签订了谅解备忘录。2015年，亚行向河北省发放了约3亿美元的政策性贷款；2016年发放了一笔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在清洁生产方面加大投入；在长江经济带，亚行发放了约20亿美元，为“十三五”期间的环保以及土地治理、工业转型等项目提供资助。他说，亚行还将更好地扶持私营企业参与清洁能源、水务等项目。
令人欣喜的还有，国际先进技术已经开始为中国环境的监测与改善发挥效力。IBM与中国联合开展的“绿色地平线”项目，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IBM公司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罗睿兰在论坛发言中介绍，该项目2014年开始与北京市环保局合作，基于认知计算、大数据分析以及物联网技术，分析空气监测站和气象卫星传送的实时数据流，凭借自学习能力和超级计算处理能力，提供未来72小时的高精度空气质量预报，实现对北京地区的污染物来源和分布状况的实时监测。
新技术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环境效益。罗睿兰说，北京的污染已经可以较为精准地锁定源头，空气质量得到提升。北京市环保局2017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市ＰＭ2．5年均浓度为7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9％。
罗睿兰介绍，目前该项目已经在中国367个大中城市开展。数据分析显示，约80%的污染由20%的污染源排放，找到污染源头，就可以有的放矢地进行监管和制定预案，追踪污染源，甚至在发生污染之前采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