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候变化问题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 在线教育平台的兴起为传统教育模式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 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促使国际社会加强减排承诺。
  • 生物技术在医药领域的应用带来了新的突破和挑战。
  • 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 随着技术的发展,无人驾驶汽车的测试和部署正在加速。
  •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和环境影响受到更多审视。
  • 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的推广正在成为社会趋势。
  • 气候变化问题促使全球采取更积极的环境保护措施。
  • 虚拟现实技术在游戏和教育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可持续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成为新的消费趋势。
  • 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的推广正在成为社会趋势。
  • 随着全球健康危机的持续,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成为紧迫议题。
  • 心理健康问题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 5G技术的推广为物联网和智能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变得日益重要。
  • 移动支付和数字货币的普及改变了全球支付体系。
  • 环境可持续性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远程工作模式的普及正在重塑传统办公环境和城市生活。
  • 随着人们对健康意识的提高,有机食品市场正在迅速增长。
  •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引起了全球对自然保护的重视。
  • 电动汽车的快速增长正在推动传统汽车行业的转型。
  • 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各国正在加强应对措施。
  • 大数据在商业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 网络安全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
  • 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研究报告

    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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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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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全球各国纷纷进入“城市社会”。亚太地区是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缘经济板块,也是公认的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但亚太地区城市也面临挑战和风险,不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资源环境压力巨大,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由于过多地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物质投入使有限的自然供给能力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日渐削弱,形成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少包容的“褐色发展”模式,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日益显现。绿色发展是以提升生活质量为核心,在尊重、保护和高效利用资源环境的基础上,更多、更好、更节约、可持续地创造经济财富、增进社会福祉的发展模式,也是亚太城市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北京师范大学亚太绿色发展中心组织协调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知名智库和高水平研究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了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报告。研究立足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围绕环境宜居、经济富裕、社会包容、多元善治、国家繁荣五个维度,构建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指数,对亚太地区100个主要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和分析,并提出了亚太地区城市绿色发展的思路和建议。

    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研究的主要发现

    (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状况。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指数与人均GDP呈现明显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8。目前在亚太城市绿色发展中排名前15位的城市,人均GDP全部超过了14000美元,在区域城市体系中,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经济活动生产总值规模大,产业结构合理完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总体位于区域经济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城市网络体系升级具有强劲的带动作用。因此,虽然传统上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但是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源环境恶化。如经济发展方式适宜,则往往容易更好地加大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更大的投入,同时伴随信息技术、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崛起,轻污染甚至无污染产业正成为带动亚太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收入分配与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存在明显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0.60,而运用经过不平等调整收入指数与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指数进行了比照研究,相关系数则为0.72。居民收入和绿色发展高度相关,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日益重视健康和生活品质问题,更加关注环境和环境保护。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虽然也关注环境问题,但是在面临就业与环境两难选择时,往往不得不选择前者。长期来看,促进城市绿色发展,需要不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并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培育更多具有较高收入、有责任意识的市民群体,促进共享,实现共治,共同为城市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三)创新能力是影响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创新对于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通过专利指标衡量,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与专利产出能力的相关性达到了0.55。绿色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创新能力也相对较强。它们通常是一个区域和国家的创新中心,往往能够通过不断创新,保持和拓展优势领域,通过自身创新能力的释放在城市内部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发挥知识生产、加工与传播、创新功能,在城市外部产生辐射效应,引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保持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未来,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创新将对于改造升级传统制造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等方面有明显作用,其带来的新型能源技术和绿色建筑技术也将为城市减少污染和排放起到积极效果。城市绿色发展需要高度重视创新的价值,鼓励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包括产品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等的全面创新,通过创新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四)高端服务业是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几乎全部为服务业占主导的城市,其中部分城市服务业占比超过80%。而且,这些城市的服务业主要以金融、信息、科技研发等高端服务业为主,很多城市如东京、纽约、新加坡、悉尼都是地区乃至全球金融业中心,另外一些城市如圣何塞、旧金山都是全球有影响力的研发服务中心,城市绿色发展需要构建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体系,建立在稳定的高端产业体系基础之上。

    (五)“治理鸿沟”是造成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差距的重要原因。绿色发展水平落后的城市与绿色发展水平领先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而治理水平的差距是造成整体城市绿色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治理鸿沟”的存在直接影响到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对于绿色发展水平相对的落后城市而言,要实现长期、稳定、持续的绿色进步,不仅需要进一步推动经济上生产与消费的绿色化,更要注重绿色发展治理体系构建,通过不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水平,改善城市绿色发展环境,提升城市绿色发展能力,弥补与领先城市之间的差距。

    (六)城市群对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与其所在的城市群息息相关。例如,与美国的“波士华”城市群(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旧金山、洛杉矶、圣迭戈)等城市群相比,中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水平仍然落后较多,城市绿色发展仍然没有体现“集群化”,城市群内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也不均衡,没有形成整体协同效应。从单一城市向都市圈、城市群转变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规律。当前城市绿色发展不再是单个城市的绿色发展,而是大都市区或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是由不同规模、不同等级城市在特定空间范围内构成的布局合理、联系紧密、分工明确的城市体系的绿色发展。城市绿色发展需在更广阔的空间上整体统筹资源配置,优化城市群布局,形成整体演进、分工合理、联动协作的城市绿色发展网络。

    (七)绿色发展需要城市与国家共进退。国家绿色发展水平与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密切的关系。对于城市绿色发展而言,城市绿色发展不是孤立的,不能脱离所在地区和国家,其所处国家绿色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是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随着现代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城市和国家共同构成了统一、开放的巨型系统,城市与国家发展的整体水平越高,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越强,城市与国家都将受益。实现城市绿色发展,也需要与国家绿色发展进程紧密结合,构建协调的城市—国家关系,依托国家实现绿色发展,服务国家绿色发展,在绿色发展浪潮中实现共同进退。

    (八)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城市绿色发展非均衡特征明显。新兴市场国家城市绿色发展非均衡特征主要表现为总体非均衡和内部非均衡两个方面。就总体而言,新兴市场国家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呈现明显非均衡性,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就新兴市场国家内部而言,城市绿色发展的非均衡特征也非常显著,往往国内发达地区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较高,能够接近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城市,而欠发达地区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较低,远远落后于亚太地区城市的平均水平。未来,新兴市场国家应更多关注城市的绿色发展,通过发挥城市绿色发展增长极的作用,提升城市乃至国家整体绿色发展能力,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高度重视国家内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不平衡的问题,支持绿色发展领先城市保持竞争优势,鼓励绿色发展落后城市发挥后发优势,并通过城际协调机制,促进城市整体绿色发展。

    亚太地区城市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

    对亚太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而言,绿色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走绿色发展之路,是亚太各国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长远来看,绿色发展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城市发展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应对全球经济下行、经济活力不足等现实危机的重要举措,更是面向未来,推动亚太地区长期可持续繁荣的根本路径。因此亚太城市应携手致力于建设绿色未来,以“绿色认同”为前提,坚持“命运共同”与“和而不同”相统一,形成共建共享机制,把亚太城市的多样化、差异性转化为绿色发展潜力和动力,将城市自身利益与其他城市普遍利益结合起来,共同参与和通力合作,打造愿景一致、多元发展、共同进步的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一)强调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的“绿色认同”。“绿色认同”是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城市与国家关系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城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平等发展、公平发展的文明的进步,在这方面,亚太城市具有共同认同的价值和理念,在对传统发展道路的反思、现实发展道路的认识和未来的发展道路选择上具有共通性,那就是促进城市宜居、富裕、包容、善治发展,建设绿色城市家园。

    (二)强调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的“命运共同”。“命运共同”是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亚太城市同享一片天空,共处一个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应摒弃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零和思维,树立利益共同体意识,求同存异,充分体现绿色发展的共赢属性和责任属性,坚持平等发展、合作共赢、共同进步,在共同发展中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构建以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命运共同体。

    (三)强调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的“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亚太城市绿色发展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整齐划一发展,这既不符合城市绿色发展的规律,也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亚太城市绿色发展,应坚持在“命运共同”基础上的“和而不同”发展,充分体现了绿色发展的多元属性和包容属性。在推动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的过程中,要尊重亚太地区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特征的城市的差异性,促进兼收并蓄的城市绿色发展理念和文明交流,支持不同国家城市进行符合自身实际的绿色发展探索,通过亚太城市相互交流、互鉴、融合,实现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城市绿色发展的宏伟目标。

    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的战略路径

    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战略路径主要包括一个核心、一个重点、四个支持。即促进亚太城市绿色发展,要以完善亚太城市绿色治理体系为核心,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城市绿色发展能力为重点,构建亚太城市绿色创新支持体系、亚太城市绿色经济支持体系、亚太城市绿色金融支持体系、亚太城市绿色知识支持体系。

    (一)完善亚太城市绿色治理体系。日益严峻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挑战是亚太地区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亚太城市生产、消费和贸易活动所产生的许多生态环境危险虽然往往集中发生在一些国家的一些城市,但已跨越国界,演变成区域乃至世界性的问题,不管是发达国家城市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不管能否从这些活动中获益,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共同不可回避的。长期来看,在城市绿色发展方面,空间界限已经变得容易模糊,以致具有地区、国家、国际意义的发展问题不再是单一国家或城市的问题,关于绿色发展的治理体系也需要与之相适应。促进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特别需要从整个亚太地区发展的角度出发,以开放交流、合作治理为主题,完善亚太城市绿色治理机制。

    一方面,亚太城市绿色发展需求的一致性,要求有一个有效的多边系统。因此,亚太城市绿色发展,要在整体上,重点整合亚太地区各种双多边合作机制,尽可能合作面临众多跨国界、跨洲界、跨领域的治理问题,重点围绕贫困、卫生、教育等城市居民基本生存的问题和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经济增长乏力等现实挑战,消除治理机制低效率、碎片化的现象,完善多边机制,联通太平洋沿岸国家城市,对接新兴与发达经济体,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亚太城市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让“亚太”从地理概念演变为一个影响全球绿色发展的发展综合体。

    另一方面,要重点建立亚太城市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机制,在跨区域、跨国生态环境核心问题上建立协调机制,推动亚太各国城市共同推进制定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推进亚太城市区域范围内共同划定生态保护区域,划定跨界城镇群的共同生态管制区,统筹山、海、林、水等环境要素,构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并确定阶段性工作要求、工作重点和主要任务,在应对和处理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时高效沟通、快速反映、联合行动,既考虑各国各城市间具体情况的特殊性,又兼顾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共同要求,解决共同面对的环境问题。

    (二)提升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城市绿色发展能力。尽管在亚太区域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都面临着绿色发展问题。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木桶的短板是影响整体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发展中国家城市绿色发展能力提升至关重要。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指出的,许多工业国家的城市也面临着问题——公共设施的老化、环境的退化、市区的污秽和邻里关系的破裂,但大部分工业国家具有处理这种问题的手段和资金,因此对它们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选择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城市政府往往缺乏能力、资金和人员能向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像样的生活所需要的土地、服务和设施。结果是非法居民区迅速出现,那里只有原始的设备、过度的拥挤和不卫生环境造成的疾病的猖獗,他们面临的是一个重大的城市危机。在推动亚太城市绿色发展进程中,应高端重视发展中国家城市绿色发展能力问题,特别应重视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城市的绿色发展问题。

    首先,在处理区域绿色发展问题时要明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毫无疑问,应对生态危机、消减环境损害、促进社会公平是亚太各国城市所需要履行的共同责任。但是,绿色发展问题不是一个时点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现实和未来结合的时序问题。历史上,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形成了城市发展的不均衡特征,发展中国家城市是国际经济技术状况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国际经济技术发展和标准的引领者和影响者。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城市往往处于产业链的下游,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出口占了很大的比例,而又不能影响国际资源产品的价格体系,往往使得这些城市成了资源环境损害的直接受害者。而旧国际秩序的延续,加上金融危机条件下各国城市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债务负担的加重和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的滋长,也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城市的不利地位,导致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的影响仍然存在并在有些地方相当严重。因此,亚太城市绿色发展应仍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特点,在责任承担上有所区别,特别在绿色发展目标、路径和进度安排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城市更多的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

    其次,应加强发达国家城市和发展中国家城市之间的合作,鼓励发达国家城市在转变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和经济结构,减少自身对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生态的影响,并积极履行其应当履行的国际责任的同时,向发展中国家城市提供资金、技术支持,通过培训、经验交流、知识转让、技术援助等多种形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城市实现绿色发展。
    最后,发展中国家城市应相互协作,联合自强,为共同面临的城市危机寻找解决方案。发展中国家城市大多具有相似的发展阶段,也面临相似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和挑战。促进亚太城市绿色发展,也要加强南南城市相互之间与绿色发展相关的经济、贸易、投资、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通过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上的合作与交流,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质量,实现资源的重新组合,弥补因发达经济体减速而导致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等资源的损失,共同走向绿色发展。

    (三)构建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支持体系。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支持体系主要包括亚太城市绿色创新支持体系、亚太城市绿色产业支持体系、亚太城市绿色金融支持体系和亚太城市绿色知识支持体系四个方面。

    一是构建亚太城市绿色创新支持体系。推动亚太城市绿色发展,需要努力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城市绿色发展能力。应围绕亚太城市能源、建筑、水、电、交通、基础设施等,利用改良设备的贸易、技术转让协议、专家协定和合作研究等方式,通过共同建设城市绿色科技园区、产业基地、大学科技园等创新载体,共同推进科学和技术创新,重点开展资源环境、气候变化、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建筑等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并培育新兴产业技术源,为未来城市高技术更新换代和新兴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加快可再生能源和污染治理方面应用型新产品、新技术的发展,加强城市安全设计和控制、事故预防、应急计划、减轻损害的技术研发与推广,不断提高亚太城市资源利用效率、污染物排放的控制能力、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能力和危害防控能力。同时,推动亚太城市绿色发展,还应建立发达国家城市和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技术转让机制,建设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技术援助对接平台、技术交易市场、技术转移中心,将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绿色技术进行系统化、配套化和工程化研究开发,推动生物技术、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关键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城市污染治理、低碳循环、环境监测预警等领域的示范应用,并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推动并支持满足发展中国家城市实际需求的科技成果研发、传播和专利转让,降低发展中国家城市利用科技促进绿色发展的现实门槛。

    二是构建亚太城市绿色经济支持体系。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亚太城市所面临共同的经济压力,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城市收入下降、城市支出激增、城市融资困难、城市投资减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城市应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应对危机的主要措施,通过发展绿色经济,形成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高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投入、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力、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产业绿色化发展,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催生新兴绿色业态和产业链,拓展市场需求,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同时,在促进亚太城市绿色发展过程中,要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全球贸易体系,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反对和抵制借用绿色发展而形成的各种现实和隐蔽的保护主义。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经济往往表现为企业集群经济,在亚太城市绿色经济支持体系的构建中,那些跨国公司往往能够对其他国家城市的环境及资源施加很大的影响。因此要重视跨国企业的作用,推动如能源、化学品、金属制造、造纸、制药和汽车制造业等跨国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各环节采用切实可行的最高的环境安全和健康保护标准,分享前沿绿色技术,履行企业推动绿色发展的社会责任。

    三是构建亚太城市绿色金融支持体系。重点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到亚太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应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社会发展的投融资原则与指南,将生态环境、社会公平充分地纳入经济、贸易、能源、基础设施投融资项目中,使得跨国信贷资金更多地用于提高城市环境和资源部门的生产率的投资,更多地考虑比稳定财政更为广泛和更长期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目标。同时,面对全球经济下行形势下各国城市经济增长乏力造成很多环境和社会发展目标被搁置的情况,国际金融机构应更多关注城市就业、卫生、教育、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公共交通和智能交通、能源供应与需求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城乡一体化发展等领域,不仅为不景气条件下的城市绿色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更为城市长期绿色发展注入动力。

    四是构建亚太城市绿色知识支持体系。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离不开知识和智力的支持。专家学者往往通过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来验证城市活动造成的明显的环境危险和变化,大量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在提高公众环境意识和施加政治压力以促进城市政府采取行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构建亚太城市绿色知识支持体系,应重点增强亚太城市科学界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强科研机构、大学和学术团体对城市绿色发展问题的研究,并鼓励和支持其向各城市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提供绿色发展方面的建议和帮助。同时,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在识别城市生态危险、评价城市环境影响、制定与实施处理措施、协调公众与城市政府关系方面的优势,保护非政府组织了解和取得环境和自然资源信息的权利,参与协商的权利,以及参与对环境可能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决策的权利,扩大同城市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绿色发展项目计划、监测、评价等方面的合作,共同为城市绿色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课题组顾问:卢中原、李晓西、郑永年、关成华、Osamu Mizuno、杨沐、倪鹏飞

    课题组组长:赵峥

    课题组成员:陈刚、梁莉、刘涛、宋瑞、刘彦平、魏绍琨、袁祥飞、Pavel Luz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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