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小镇”，去年以来日益成为一大热词。2016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培育1000个左右的特色小镇，并特别强调，要根据特色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科学确定培育对象，彰显当地特色传统文化。一时间，“文化小镇”“特色小镇”的概念被注入各大楼盘、各个社区。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唐代诗人杜甫在《江村》一诗中描绘了一幅优美恬淡的和谐生活画面，令人神往。今天，在小镇建设浪潮的背后，我们是否应该深思究竟需要怎样的生活？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什么样的人居场域才是我们的幸福家园？
文明立国与和谐社会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文化小镇”建设风起云涌，文化社会建设越来越多地融入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在国家战略层面，十八大以来，中央着眼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创造新经验、取得新进展，和谐社会建设迈步在路上。
2016年12月3日，“‘文化中国的生活实践’——聚龙小镇创镇1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这就是我想过的生活》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回顾了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分析了中国式伦理社会的形成特点：“中国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的‘差序格局’，对此他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像一颗石子投到一塘水中，然后水波一圈一圈、一波一波地推出去，这就是中国的人际关系结构。人们根据这种人伦关系、远近亲疏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生活和相处，就形成了一套行为规范和行为规则。”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也向《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阐述了他对中国式“社会”概念的理解。“整个社会在理想概念的意义上，基本上是从伦理社会开始的，换言之，从血缘、家庭、婚姻开始，从邻里相亲开始，然后逐步拓展开来，由经济上的相互交换与互惠所形成的、日常的柴米油盐所应对的市民社会。”他进而表示，一个理想的社会，并不是法律越多越好，在这样一个时空条件下，在当今中国“天下熙熙皆为钱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情况下，可以寻求靠多元化的社会自治、民间的习惯法维持。
郭于华表示，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释放的过程，首先是经济资源的释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今天我们仍在转型过程中。社会的经济生活尝试着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运转，这为公民社会的发育提供了“温床”。但是，这样一个空间的释放，只是提供了社会发育的可能性，而社会自身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通过人的行动、人的努力使其建立起来，这个过程其实并不顺利。
人们向往的美好生活，不仅是人人“仓廪实、衣食足”的物质生活，还应该有一个“知礼节、知荣辱”的社会风气。那么，如何建立现代文明社会？它有哪些要素？“文化中国是我们所向往的、以文明立国而终极要形成的现代华夏的形态。”许章润说道,“这样一个现代中国、现代华夏，靠两样东西来支撑。其一是自由立国。自由不仅意味着自己行动的主权，而且意味着尊重别人的行动主权。因此，要形成彼此之间的良性和有效互动，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利益交往和冲突的关系中，能够和谐相处。其二，以文明立国与以自由立国是立国之双轨，文化中国意味着将中国的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中的优秀成分相融合，而形成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乃至于国家治理的大经大法。”
和谐社会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在郭于华看来，和谐社会首先是和而不同，强调多样性的存在；二是要以人为本；三是要正义公平，强调机会、权利平等。
社区自治与新型城镇化
随着城镇化进程呈垂直式快速发展，全国各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带来的问题也令人忧心，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鬼城”，生态环境恶化，社区秩序混乱等。“城市”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谁在做“城市”？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表示，现在主要是靠政府主导把城市建立起来，但是城市建起来的结果是，整个城市中其他的力量非常单薄，很难支撑城市的良序发展。他说，过去的城市化过程有以下几点值得反思：一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导致其他组织发育的缺乏；二是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方式的薄弱；三是对人的尊重，人应该参与到整个城市化过程当中，目前这种人文发育还差得很远。
新一轮的城市化规划叫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但在刘守英看来，现在的城镇化有几个现象令人担忧，一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被分解为三亿人的安置任务，这里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人的安置由谁落实？他们如何落脚？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因此变成中央跟地方政府之间在分解任务，分解任务的结果还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二是特色小镇的建设，这是由中央高层决策下达的，由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负责落实。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政策如何落地是一个重大问题，令人担心的是特色小镇又变成地方政府圈地、获得土地财政来源的途径。三是与城镇化密切相关的新农村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令人担心的是“可能只有愁没有乡愁”，建设规划如何真正落实到位有待解决。
社区建设与社区自治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如何真正实现社区自治是以人为核心的重要体现。在郭于华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或者我们今天所讲的公民社会，一定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有别于国家、市场的社会自组织，才能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治。
许章润表示，当一个社会靠一种规范支撑的时候，其实这种规范至少有几个层面，比如从最低级的习惯开始，到礼俗，礼俗之上是道德，道德之上是法律，法律之上更高的可能是宗教。
什么是文明公约？在许章润看来，文明公约所彰显的实际上是礼俗和法律之间的一种规范，它更多地不在于强调这是一个法律或者一个礼俗，而是强调我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得以延续下去的共同行动边界。他强调了两点，一是国家之外要有社会。社会是看不见的，是由大量的自治社区所组成的，小镇是一个社区，城市里面有许多自治社区，社区好则城市好，城市好国家才能好。因此，社会和社会权利、社会本位，构筑了我们这些孤独漂泊的个体，以家庭为单位、以社区为基地的一种生活的基本公共空间，彰显了与国家相对应的意义。二是所有美好的社会生活，都要以经济发展为支撑。
因此，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实践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许章润说，传统文化在今天的最大价值在于其作为社会工作的方法论，而不是作为一种既有的固定知识体系或者价值观念，它必须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与不同程度的社会组织形态及其发展结合起来。
聚龙样本：社区文明与社区自治的探索者
近些年来，关于特色小镇的探索层出不穷，如江苏的华西村，天津的大邱庄，山东的南山模式等。在福建泉州惠安西部黄塘镇的聚龙山下，有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邻里亲如一家”的地方，它就是在国内地产业界最早使用“小镇”概念的聚龙小镇。十年间，聚龙小镇在现代“理想生活”和“社区文明”的构建上做了诸多积极的探索和尝试，被某文化学者誉为“用儒家文化塑造的社区精神共同体”。
聚龙小镇现象为我们建设和发展小镇提供了鲜活的借鉴和启发。其意义在于它是一个自主、自发、自治的社区先行模式和样板。历史学家阎崇年在《这就是我想过的生活》新书分享会上，将聚龙模式概括为四点：一是以人为主，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视环境建设。二是以文为魂，文化氛围浓厚。三是以德为风，聚龙小镇有一个商店，没有管理，没有售货员，商品标价自动付钱。四是以邻为亲，邻里之间亲如家人。文化学者崔志光用“乐土、厚土、净土”来概括聚龙模式的人文愿景，认为它是一场“以居地化居民”、以“亲亲、仁民、爱物”的扩展秩序为理念内核的人文实践。
对于聚龙小镇模式，与会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宋少鹏从三个角度作了分析：
第一是社区。聚龙小镇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区？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治理社区的？聚龙小镇是一个有着现代社会结构，却希望注入传统文化内核的现代生活社区。在这样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区里，特别强调“家文化”，除了自律、鼓励利他的行为，通过对地方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制造，淡化业主权利，强化业主对于社区的责任。“利他”与“责任”是中国传统伦理社会维系秩序的两个基点。在治理手段上，聚龙小镇运用礼治的传统手法治理社区，试图在现代社会中实现礼治社会的大同理想。其治理模式是以“礼俗”来进行治理，以“无为”达致“有为”。业主入住时的文明公约是“克已复礼”的第一步，从管理者与业主的日常行为中，概括为“恭、宽、信、敏、惠”，可以说是儒家“仁”的思想落实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行为规范，并沉淀为礼俗。
第二是地方感。聚龙小镇是一个成功建立“地方感”的案例。“地方感”是人文地理学上的概念，指个人对于某个地方产生情感依附并产生地方认同感。聚龙小镇“地方感”的建立经历了三个过程：地方依赖、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是指地方能满足居民的功能性需求，比如空巢独居老人们的照料需求，单独照顾孩子的母亲遇到孩子生病时获得的必要帮助。贴心的物业服务、邻居家人般的及时援助，可以满足居民生活的功能性需求，通过功能性满足产生地方依赖，慢慢地形成了依恋。地方认同是指一个人对于地方产生的认同与他自身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关联。聚龙小镇人外出愿意带着小镇LOGO的旗帜、穿印有小镇LOGO的服装，并以身为小镇人自豪，说明聚龙小镇这个居住区域与聚龙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已经产生密切关联，这是小镇最成功的地方。聚龙小镇从“景观认同”“公共生活”“机构忠诚”三大方面建立了“地方感”。当“地方感”的确立与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时，个体对于这个地方的认同与忠诚度就越来越高。
第三是女性的角色与作用。当“生活”上升到哲学层面时，与“生活”勾联最密切的女性及其作用可能更多地被呈现出来。在聚龙小镇的社区建设和公共生活中，女性起到关键的作用，包括领导与组织的作用。比如，女性管家对于老人的照料，不仅是普通的家务劳动，而是付出了大量的情感劳动。
同时，宋少鹏也指出了聚龙小镇在现代社会推行礼治治理模式的有限性。一是适用领域的有限性。践行于聚龙小镇“恭、宽、信、敏、惠”的行为规范，目前只适用于小区的公共生活，没有进入家庭领域。治保、协调各类纠纷包括家内纠纷有待进一步探究。二是社区管理机构的缺失。社区没有明确的承担社区治理功能的管理机构，承担物业服务的商业机构客观上起着社区治理的功能。寄希望于居民道德自律的礼治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三是公私界线的模糊。
聚龙小镇作为一个以传统礼俗治理的现代生活社区，让我们看到一种礼治中国的希望和可能性，在提供学习与借鉴样本的同时，其进一步的探索与发展也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