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 倪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2月，全国进出口总额3.31万亿元，同比下降12.6%，对外贸易呈现出口跌幅较大、进口降幅收窄、高技术产品形势较好、大宗商品量升价跌等诸多特点。
针对海内外对中国外贸形势的关注，商务部部长高虎城3月20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表示，中国拥有13亿人口、超过30万亿元的国内消费市场、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8000美元的人均GDP，跨国公司和中高收入人群也在不断扩大。今后，随着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国不仅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将进一步改变自身面貌。
扩大开放仍是中国当前最紧迫任务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坚决地选择了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三十多年来，我国逐步扩大开放领域，不断提高开放水平，由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的货物贸易大国和出口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服务贸易大国、世界第三位利用外资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
“但是，目前中国的开放水平不够高，开放程度不够深，开放领域也不够宽。扩大开放仍然是我们最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高虎城在发言中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国将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升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水平，加快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当前，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仍只有15.2%。对此，高虎城特别强调，“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实施“优进优出”的战略，加快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贸易强国的步伐。
高虎城说，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50%，服务贸易利用外资占比已超过60%，服务贸易完全有条件在“十三五”期间发展得更快和更好。中国货物贸易已居世界第一，下一步将重点促进贸易与投资相融合、互动，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和贸易业态，优化外贸的产品、市场和区域结构，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
对于未来中国的外贸走势，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尽管世界经济复苏的道路会比较曲折，中国度过转型阵痛期需要一个过程，但作为全球贸易中的“重要角色”，中国今后的舞台仍将十分广阔。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在发言中对当前全球贸易放缓的原因作出了四点分析：第一，经济复苏主要是由政府需求而不是消费和投资来促成的；第二，全球贸易链的延伸虽使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所凸显，但这样的拓展目前受到诸多阻碍；第三，大宗商品价格下挫也影响复苏水平；第四，自中国入世后，世界并未出现大幅贸易便利化措施。
如何让贸易恢复增长引擎的作用？英卓华建议，首先，应该避免出台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同时，各国应逐渐退出经济危机后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另外，区域贸易协定需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宗旨，减少商品贸易壁垒，提高海关通关效率、减少物流障碍。
在英卓华看来，考虑到全球化性质的改革，各国现在急需找到一些新竞争力的来源和贸易一体化发展的动力，利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资本去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而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将会进行再平衡。在此过程中，会有更多的资本寻求投资机会，以此激活商业和消费力量。
“尽管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中国目前仍是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对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发展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英卓华肯定地表示，相信各个经济体通过结构调整、贸易协定、投资与互联互通项目，一定能够重启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
以G20峰会为契机，中国将为提振全球经济做出贡献
在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复苏缓慢的大背景下，如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推动各国结构性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以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成为当前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要任务。而作为2016年G20轮值主席国，中国将如何在G20机制中发挥领导力、引导G20进程更令各方十分期待。
据悉，今年G20峰会的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发言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疲弱且不平衡，需求的疲软可能带来通胀压力。G20峰会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促进增长，促进创新，提高就业率，同时增加经济的包容性。
为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与会嘉宾呼吁，G20成员国应着力加强政策的沟通协调。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目前，全球经济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各国政策行动产生的“溢出效应”意味着其需要更好地进行协调。因此，迫切需要G20峰会来搭建相关政策框架，促进实现这种全球决策的进程。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也强调了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他具体指出，第一，G20各个成员必须加强政策协调，形成政策共识，要在G20整体的层面采取行动，应对挑战；第二，要在重要的国际经济政策问题上，例如汇率市场，加强政策的沟通与协调。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可以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且，如今中国也应该显示其领导力。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充分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益处，现在中国可以反过来为更深层次地推动全球化进程作出积极的贡献，以可持续的方式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发力。
在英卓华看来，中国已经在直面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并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等就是中国开始建立合理的长期投资机制的例子，这些都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尤其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的引领作用，更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一带一路”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新活力
诚然，“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各国实现经济增长与贸易投资的一道良方，也是实现和平及平衡各国关系的有效途径。
论坛期间，有不少与会嘉宾指出，基于中国的经济体量、贸易规模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信号，成为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一种有效方式。与此同时，更多专家看重其今后将在全球治理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全球治理新的发展趋势，为全球治理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胡晓炼具体表示，第一，“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这是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一次巨大进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之后，中国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国外的投资者与贸易方带来了好处。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将很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有效衔接并融合起来，比如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战略的衔接，中国与蒙古“草原之路”的衔接等。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突出了加强协商、凝聚共识、共同推进的做法，使得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多种多样，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在推进过程中，需要突出各国的发展优势，让各国凭借自己的优势来积极参与发展，并在共商、共识的基础上共同行动，形成全球现代治理的多极化趋势。
第三，作为一个合作包容性的平台，“一带一路”坚持开放包容的发展方式，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进来。这在全球治理中无疑是一种新的合作治理模式。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国际贸易投资金融体制机制不断与时俱进，使各国经济贸易投资一体化和融合性进一步提高，为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打下了重要基础。在金融领域，亚投行的建立更是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有效补充。另外，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在“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投资领域，人民币也得到了更多的使用，这也反映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货币多元化趋向。
第五，“一带一路”倡导节能环保、绿色发展，这也促进了沿线国家应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国际合作。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支持的很多项目都是可再生能源项目，高度重视绿色发展的理念和绿色项目的执行。
过去二十年，中国已经证明了在需求曲线变动之前，投资运输基础设施并提高互联互通的发展确实能够扩大贸易和加速经济发展。也正是在这20年间，中国成长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
那么，在“十三五”期间，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我们还应重点注意哪些问题？
对此，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仕年提出三点建议：首先，应该将“一带一路”倡议转变成具体的、可实施的计划。比如，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60多个国家中，不可能全都拥有国际性的枢纽港口以及航运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重点致力于平衡各国的需求和愿望。其次，要允许私有企业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之中。私有企业不仅能够进行投资，也能够提供专业的经验和技能技术。历史经验表明，在资本分配、确保充足的投资回报特别是充分理解客户需求方面，私有企业往往比政府机构做得更有效率。此外，要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对每个想为此发展做出贡献的经济体的开放性。希望“一带一路”的参与国，都能够承诺并保证该倡议的开放和包容性，使之造福各国人民，并允许所有人为之做出贡献。
沃尔沃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马丁·伦德斯泰特也肯定并强调了让私有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还提出三点发展建议：一是，要为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共同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二是，政策的协调，特别是在交通领域的标准化，对于交通互联互通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是，需要有足够的环保意识，努力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及社会效益之间实现平衡。
招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红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过程中需注意“三个转变”：第一，要将“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转变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模式，使其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实现多赢、共赢。第二，要从单一承揽工程向投资、建设、运营并重转变。要扎根当地，主动融入，主导经营管理。第三，要从单一项目开发向多产业协同布局转变，由点到面，全面见效。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坚持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开发
在我们致力于将“一带一路”互利共赢的发展目标由美好愿景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安仕年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在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投资方面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这些投资也势必将推动世界贸易的发展。
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乐明翰认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当属公共投资。“未来，我们需要动员大量的公共资金来建造高速公路、机场、电信等基础设施项目，这亦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马丁·伦德斯泰特与李建红对上述两位发言嘉宾的观点表示赞同。伦德斯泰特强调，只有在基础设施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之后，互联互通的发展才能成为现实。与此同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还能不断增加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助力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目标。
对于今后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需注意的问题，李建红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要充分发挥港口企业在互联互通上的基础性作用。“一带一路”一些沿线国家港口仍比较落后，通过效率较低，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物流大通道连而不通、通而不畅的关键性制约因素。今后，我们应抢抓关键的港口基地，通过新建、改建或者扩建等途径，着力提高产能、输出管理、提高效率。
第二，要积极打造具有产业积聚功能的园区综合服务平台。积聚产业是发展地方经济的一项重要具体措施。对此，我国提出建设丝路园区，将依托招商投资的港口核心节点，以临港产业园区为主要载体，集国际商品物流中转、出口加工制造、跨境轻结算、通关服务便利化等五个功能为一体，助力中国企业通过丝路园区借船出海。
第三，要保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可适当借鉴并复制蛇口、漳州的成功模式，即“前港、中区、后城”的商业模式，主要通过航、港、产、城联动，构建一个由政府推动、企业主导、汇集各类资源、多方优势互通的协同平台，全面提升东道国的发展环境等等，创建各方共赢发展的格局。
而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兴市场和战略要地而言，港口码头项目的投资建设同样不容忽视。
对此，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立荣坦言，单独来看，这类投资回报周期比较长，存在一定的政治经济风险，但考虑到国际码头布局对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意义以及未来积极向好的发展前景，其长远回报是可观的。
对于今后在国际港口码头业投资方面应重点关注的问题，许立荣强调，一要防范规模投资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对于沿线部分区域的码头投资热点地区、待开发地区，为防止因社会动乱给投资带来影响，呼吁有关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积极保护码头投资者的利益。有关国际协会应帮助企业做好政治风险防控，最大限度地减少码头投资的损失。二要以资本为纽带，加强与全球上下游产业链合作，拓展资本来源，扩大融资渠道，合作对象既包括所在国家、地区的企业，也包括第三国的银行、基金以及其他相关企业。这样有利于降低投资风险，提高回报率，提升国际合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