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威 武芳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持续扩大开放中融入世界经济，既实现了自身经济较快增长，又提升了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本文在回顾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经历的转折性变化：由“主动引领型”开放到“双向集成式”开放，再到“内外协同型”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开放，并对未来我国推动高水平开放作出展望。
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坚强领导下，我国持续实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推动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等开放型经济取得跨越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党中央审时度势， 作出更为高瞻远瞩的谋划和精准有力的部署，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迈入发展新征程，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国力量。
（一）货物贸易发展现状
贸易大国地位长期稳固。19 78 —2 0 2 2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从2 0 6. 38 亿美元增至6 . 31万亿美元，增长了30 0 多倍，占全球货物贸易的比重从0 . 8%提升至12 .5%。特别是2018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表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依然保持8.1%的年均增速，高出同期全球贸易增速1.6 个百分点。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连续6 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不断优化。19 7 8 — 2 0 2 2 年，我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占比由4 6 . 5% 提升至9 5 . 3%。近年来，我国出口新动能快速成长。2022年，工业制品出口增长9 . 9%，拉动整体出口增长9.4个百分点。以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电动载人汽车等为代表的“ 新三样”出口增速均超过60%。
贸易方式不断优化，新业态不断涌现。对外开放初期， 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等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在很长时间内占据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加速转型，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一般贸易比重迅速提升。2 0 2 2 年，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占进出口总值的63.7%，比2018年提升约6 个百分点。同时，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2022年，我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8 8 8 3. 8 亿元人民币，占外贸出口总额的3.7%；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2.1万亿元人民币，占外贸总额的4.9%。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设立全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39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165 个，外贸新业态先行先试“试验田”不断扩大。
（二）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服务贸易成为推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19 8 2 — 2 0 2 2 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由4 4 亿美元增至8 8 91亿美元，增长了2 0 0 多倍，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从0.6%提升至6 .5%。2 018 年以来，旅行、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受到地缘政治冲突、新冠疫情等波及。但我国坚持以人为本， 科学研判防疫形势，适时优化调整防控措施，减少不利影响，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2018—2022年四年间，服务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速高达11.8%，远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3 . 9 %）；服务贸易逆差大幅收窄，服务出口竞争力不断增强。2022年，我国服务贸易额占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的12.4%，对进出口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3%，服务贸易出口稳居全球第三。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加速发展。从服务贸易结构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行、运输、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行业发展向好。1982—2 0 2 2 年，旅行服务进出口从9 .1亿美元增至1 2 7 2 . 6 亿美元，年均增长13.1%；运输服务进出口从2 4 . 2亿美元增至3137. 2 亿美元，年均增长12 .9%；建筑服务进出口从0 . 8 亿美元增至358 . 3 亿美元，年均增长16 . 5%。与此同时，保险、金融、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加速发展。1982— 2 0 2 2 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从10 . 1亿美元增长到3 75 9 . 9 亿美元，年均增长16.0%，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1.6%提升至42.3%。
（三）利用外资现状
利用外资规模持续扩大。19 8 3 —2 0 2 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从9.16 亿美元增至1891. 3 亿美元，扩大了20 0 多倍。2018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进利用外资各项工作，稳外资取得显著成效。2 018 —2 0 2 2 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8 .1%，占全球跨国投资的比重从10.1%上升至14 . 4%。尤其是在2 0 2 0 年和2022年全球外国投资大规模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实际使用外资仍然实现了逆势增长，展现出强大的国内市场潜力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外商投资产业结构趋向平衡。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我国吸收的外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2 0 01 年，制造业吸收了全部外资的66%，集中于电子和通信设备、电器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和纺织服装等领域。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制造业产业逐步升级、制造业服务化快速推进，外商投资逐渐向服务业倾斜。2011 年，我国服务业吸引外资占比升至约47%，首次超过制造业， 之后持续攀升。2 018 —2 0 2 2 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893.3亿美元增至1315.9 亿美元，年均增长10.2%。
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迅速增长。近年来，受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发展高技术产业影响，高技术产业日益受到外资青睐，利用外资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2012—2022 年，高技术产业吸收外商投资占比从14.1%上升到36.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89.7亿美元增至182.1 亿美元，翻了一倍多，占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由18 . 35%提升至3 6 .7%；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67.8 亿美元增至501. 4 亿美元，增长了6 倍多，占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由12.6%提升至38.1%。
（四）对外投资合作现状
对外投资影响力不断扩大。1982—202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0.4亿美元增至1631.2亿美元，增长4000多倍。截至2022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 . 75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三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1.51万亿美元，连续七年占全球份额超过一成。近年来， 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尽管受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影响，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依然从2 018 年的143 0 . 4 亿美元波动上升至2022年的1631.2亿美元。
对外投资服务新发展格局的成效明显。近年来，我国企业创新采用实物投资、股权置换、联合投资、特许经营、投建营一体化等对外投资方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 以对外投资带动国内技术、标准、品牌输出，或获取资源技术通道、提升供应链掌控力， 以及开拓国际市场、构建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为主要特征的对外投资明显增多。如，2018年以来，中远海运、招商局港口等物流企业加速布局全球港口，天齐锂业、青山集团等矿业企业加紧开展国际新能源矿产布局，隆基、晶澳、晶科等光伏企业主动引领生产力跨国布局，从国内购入大量上游组件材料，逐步形成以国内为核心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加速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对外承包工程迈入转型发展期。1981—2022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从2 . 76 亿美元增至2 5 3 0 . 7 亿美元，年均增速达18 .1%；完成营业额从1 . 2 3 亿美元增至15 4 9. 9 亿美元，年均增速达19.0%。但2018年以来，受主要市场区域经济低迷、主权债务风险高企、保护主义泛滥、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年均增速分别降至4.7%和—2.2%（以美元计，下同）。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不断加快经营模式创新和新产业探索步伐，向投资、融资、并购和项目运营发展方向，努力推动产业链联合“ 走出去”，加快投融资业务探索步伐，并取得显著成效。
对外开放的转折性变化
（一）逐步转向“主动引领型”开放
改革开放45年来，我国从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逐步成长为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改革开放之初，为破解要素供给不足、市场资源不足等压力，我国打开国门，开始了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探索之旅。在长达15年的“复关” 与“入世”谈判过程中，我国按照多边制度框架，大幅降低贸易壁垒和市场准入壁垒，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涉外法律体系。2 0 0 8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西方经济实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民粹主义、反全球化、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等思潮泛滥，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和完善。面对新形势，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为新起点，我国开始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通过创新推动《投资便利化协定》等谈判，推动上合组织和金砖机制建设及扩容，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及多个双边多边自贸协定达成、生效或升级等方式，以及在自贸试验区（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等平台开展的改革创新，努力增强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特别是共建“ 一带一路”十年来，我国已与全球150 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建立起包括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合组织银行等合作机构在内的新体系、新规则、新平台，已实现从被动融入国际体系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转变。
（二）逐步转向“ 双向集成式”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引进来”为主要手段，积极吸收境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 加快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着力加强“ 引进来”的同时，积极有序地扩大对外投资，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推动“ 输出式”开放，统筹内外两个市场，实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通过高技术产品和能源资源产品进口、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我国不断引入高端生产要素和短缺资源，弥补国内生产所需，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开放的“集成优势”。2022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 9 0 7.7亿元，占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34.9%； 集成电路进口4155.79亿美元，原油进口3655.12亿美元，分别占货物贸易总进口额的15. 3% 和13%，成为我国第一大和第二大进口商品。外资在高技术行业的布局增多，进一步推动我国产业与消费升级及产业链现代化，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我国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集成式”和“输出式” 的双向开放将我国以往形成的“单项优势”转化成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综合优势，增强了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三）逐步转向“ 内外协同型”开放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施的是“内外有别”的开放型政策，在诸多领域存在着外资“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的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更加重视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同时，扩大对各类内资主体的市场开放，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完善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增强民营企业家发展信心，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做大做强。同时，党中央、国务院还不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一步完善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有效协同，形成了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也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之一。
（四）逐步转向“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开放
在“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我国通过持续扩大开放融入世界经济，既实现了自身经济较快增长，也提升了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党的十八大特别是2018年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威胁涌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和重大考验。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统筹发展与安全，成为我国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适应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需要，我国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利用外资方面，2019 年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确立了我国新时期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2020年底发布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建立起统一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制度框架。在对外投资方面，相关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积极推动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此外，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 我国还陆续出台《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反外国制裁法》等，应对挑战与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不断充实，系统完备、科学高效的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日益完善。
未来对外开放展望
站在新起点上，只有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顺应时代大势，赢得发展主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等重要场合多次强调开放的重要性， 表明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贯立场和坚定信心。未来，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胸怀“ 国之大者”，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以自主开放为抓手， 拓展开放型经济发展新空间
依托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试点等平台，在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针对研发、生产、服务等各环节存在的难点、堵点，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探索适应全链条开放发展的新路径；对数字贸易、保税维修和再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探索构建新型治理体系；推动与CPTPP、DEPA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竞争政策、补贴、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建立符合我国国情、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适应的法律和政策体系。
（二）以协同开放为路径， 开创符合大国国情的开放道路
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以货物贸易带动商贸、物流、金融、保险、维修、保养等服务的进出口，提升服务贸易规模和水平；以研发设计、商务咨询、电子商务等服务贸易方式拓展货物贸易的渠道和规模，提升货物贸易的层次和水平。提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水平，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节能环保、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利用我国制造业全球化发展优势，带动法律、咨询、金融、研发、设计等服务业融入全球化分工，引导企业从提供产品向提供集成解决方案和全生命周期服务转变， 更好发挥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在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积极作用。
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推动各区域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挥龙头带动作用，鼓励各展所长，统筹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形成更高层次的开放新格局。加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合作。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高载能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向满足发展条件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大力完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政策与投资环境，解决基础设施落后、人才短缺、投资政策不连续等制约产业转移的基础性问题，增强投资吸引力。
（三）以制度开放为引领， 形成高水平开放的制度优势
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高标准统一大市场，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市场体系，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 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适应并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变化趋势，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以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导向，深化相关领域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改革， 推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在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的融合发展。
（四）以安全开放为底线， 为高水平开放保驾护航
准确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构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进一步推动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明确、细化，完善审查机构设置及工作机制、提高审查透明度、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积极借鉴他国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现状、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投资法律框架设计。健全产业损害预警体系， 丰富贸易调整援助、贸易救济等政策工具，妥善应对经贸摩擦。统筹多部门加强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机制， 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合理划定开放的“ 安全边界”，不能以防控风险为由阻碍改革开放进程。同时，要着重提高事中事后监管能力，织密风险防控的“ 制度网”、织牢高水平开放的“ 安全网”，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分别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