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勇
2 0 2 3 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后的第一年。开局之年， 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尤其重要。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诸多压力，只要综合用好各种政策，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需求扩大、供给稳定和预期增强的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可以预见，2023年我国经济将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
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
万事开头难，良好的开局是成功的一半。三年来，我国经济深受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影响， 亟待用高质量发展的一年来重振经济信心。2023年，各方面问题的解决，关键看发展。发展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解决各类问题的物质基础。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23年的经济工作定下基调、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仍然是经济工作的主基调。正确认识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科学研判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各类问题的成因和特点，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我国经济才可能行稳致远。
2 0 2 3 年， 中国经济仍然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可以说，我国经济问题有不少是老问题， 但又以更加困难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对2023年的经济工作来说，挑战更大。总体上看， 我国经济在2023年有望总体回升。这几年，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面对国际国内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我国都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是2023年经济向好的基础。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好的结果并不会自动到来。特别是国际环境依然风高浪急，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艰巨繁重，某些工作甚至某项工作稍一松懈，就可能影响经济全局。在这种条件下， 需要顺势而为，更需要专业的政策措施引导， 释放市场活力，让经济增长的潜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
扩大内需：从政策到战略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从根本上看取决于需求的扩大。只要需求扩大，并伴随相应的供给扩大，经济就会持续增长。面对需求收缩压力，当下最为重要的是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已经不仅仅是一般的经济政策层面的事，而是上升到经济战略层面。经济政策层面的扩大内需，是应对短期内宏观经济波动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对于中国来说，扩大内需已经是战略层面的事。之所以需要将扩大内需提升为战略，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需。我国作为大国经济体，发展到今天， 已经不能再靠外需来拉动。
在特定阶段， 外需拉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增长。一直到今天，我国仍然需要外需， 仍然不能摒弃外需，但在战略上需要更加重视内需，需要将扩大内需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来加以考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最初的20年，外需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出口的拉动，就没有改革开放初期20年我国经济的增长。
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强调扩大内需。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出口，再加上我国对世界作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外需受到较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提出的扩大内需政策更多属于短期经济政策。如今，我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以外需为重点来扩大需求，已经不合时宜。大国经济体，外需是必要的，但不能取代内需的主导作用。
内需和外需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之所需。我国坚持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开放型经济建设，重视内需，绝不等于放弃外需，更不等于闭关锁国。相反，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和交易，带来了世界红利。全球贸易和投资，带来了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繁荣。如今，经济全球化遇到了挫折，但逆全球化只是逆流， 只是插曲，不可能成为大势， 这时候，我们更需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不是就此放弃。当今社会正面临国际经贸规则重塑难题，对于新规则，各方考量的因素不同，从而有不同的主张。这应该通过全球贸易谈判来解决，而不是让民粹主义抬头。
扩大消费：更加关注多层次消费需求
扩大内需，重点在扩大消费。消费在扩大内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消费甚至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扩大消费，就要对当今中国消费需求的特点有全面的把握。当前的消费，不是短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而是买方市场下的消费。这样的消费需求不是低端需求，而是有一定品质要求的消费需求，我国消费正处于升级换代的阶段。三年来，受疫情影响，一些接触性的服务性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消费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疫情一旦稳定，此类消费需求就容易得到恢复。作为战略的扩大消费需求，显然仅有消费的复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更加关注多层次消费需求，并将各类被抑制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让消费需求真正扩大起来。
扩大消费，应特别注意释放因制度性约束而不能实现的消费需求。相当部分有潜力的消费需求，由于各种限购政策而不能得到满足，汽车消费、住房消费等大件商品消费都不同程度存在相关问题。一些城市限制车牌，这在特定时期有其必要，但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汽车消费更应该关注的是汽车使用中的问题，而不是限牌。提高汽车使用成本， 而不是限制购买，才是一个社会正常发展之所需。汽车限牌，导致一些僵尸车迟迟不报废，占用停车资源，也导致不少正常的汽车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影响必要的出行。无论从优化资源配置，还是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来看， 汽车限牌以及相关的限行政策都应该取消。只要这类限制性消费政策取消，汽车的潜在消费需求就可能“井喷”。
一些城市的住房限购政策以及住房交易中不合理的税费政策，也让相当部分的住房潜在消费需求未能释放出来，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的要求。住房持有环节的税费应取代住房交易的税费，这样更有助于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住房持有成本上升，住房投机投资的需求自然就可以得到抑制，限购政策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无论从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根本目标出发，还是从房地产市场短期问题的解决来看，取消限购政策以及降低住房交易的税费负担，都势在必行。住房消费在扩大消费中的作用明显，没有理由不抓紧去做。只要将房地产行业作为一个正常的行业对待，住房的供给扩大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住房短缺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不仅住房问题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而且住房投机投资问题也会相应得到根本的遏制。
扩大消费，消费税制改革也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当前消费税税目不够合理，不能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换代的需要，一些消费已经不再是奢侈品消费，需要移出消费税税目；一些消费税税率不合理，较高的税率不能适应升级了的消费需要。这导致一些消费不能在境内实现，部分消费甚至转化为境外消费，影响内需的扩大。
扩大消费，还得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市场，这对于扩大消费来说至关重要。只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消费者才能真正得到实惠，消费的扩大才有扎实的市场制度基础。
扩大消费， 还应用好相关社会政策， 以收入支持政策（包括对低收入者的现金发放）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消费需求，以就业优先政策支持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从根本上支持居民消费的扩大。
扩大投资：从政府投资到民间投资
2 0 2 3 年， 扩大投资同样是抵御需求收缩的重要方式之一。扩大有效投资在稳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见效快， 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稳经济。当前，三重压力不减，需要综合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给问题，同时投资带来就业， 由此增加的个人收入，在扩大消费需求上也有帮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政策性金融要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重大项目的融资支持，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扩大投资，必须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
政府投资包括各种形式的财政资金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中有财政投资，当前政府投资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专项债投资。2021年和2022年均新增地方专项债3.65万亿元（2022 年实际已经超过4万亿），规模并不算小。2023年，新增地方债规模仍有必要维持高位，但无论如何，政府直接投资规模相对于市场而言，占比相对较小。扩大投资不能只唱政府独角戏，扩大投资越来越需要政策性金融参与，越来越需要民间资本的参与。
政府鼓励投资的主要方式有减免税（根据投资的行业产业适用对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开放民间投资参与领域（放松规制，如允许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招投标，给予一视同仁的待遇；支持民间投资参与科技创新项目）、投资补助（根据相应的行业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财政贴息鼓励民间投资（降低民间投资的融资成本） 等。政府鼓励投资还表现在宜商环境的建设上，“放管服”、政府守信等，对民间投资的促进作用均不可低估。
投资必须强调有效投资， 否则就可能导致资金浪费，影响政策效果。自疫情发生以来，稳投资对稳大盘发挥了关键作用， 较之以往的扩张性政策更多强调减税降费。稳投资更多通过扩大专项债投资。规模较大的专项债投资，形成实物工作量， 稳经济作用功不可没。
2023年扩大投资，需要不拘一格，多种方式并用，同时注意突出重点，更有针对性地促进投资。各种鼓励投资的方式，只要有利于有效投资的扩大，就都可以用。扩大投资， 除了关注投资总量之外，还必须特别重视投资效果。从重点来看，扩大投资，需要带动更多的就业；需要更多地激活市场活力，这可以通过民间资本的活跃度来观察，看民间资本参与项目的意愿和参与程度。这也应当是2023年积极财政政策不同于以往年度的重要特征。
总体上看， 扩大有效投资，财政、金融、产业、科技等政策要协同发力。财政政策重在资金引导，金融政策重在资金支持上发挥作用，财政金融在资金供应上协同发力。金融手段更多是市场手段，但通过财政引导（贴息、补助），可以让更多市场资金进入投资领域。产业政策应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重点在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上发力。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紧密联系，科技政策要嵌入产业政策之中。财政、金融、产业、科技等政策各有分工，但又协同发力。财政金融提供资金支持，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指引发展方向。扩大有效投资，就是要在投资有效扩大的同时，更好地发挥这四大政策的作用，让投资不只是量上的增长，更是高质量的有效投资， 形成高质量的投资需求。
应对供给冲击：更加关注多层次供给能力的建设
如何进一步缓解供给冲击的压力，是2023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缓解供给冲击， 从一定程度上看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供给有保障，消费才会顺利启动。供给有质的提升，消费升级换代才会顺利进行。供给是消费需求最终满足不可或缺的一环，供给与消费一起共同构成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
需求只有在供给稳定的条件下才可能得到充分满足。近年来，一些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例如5G手机、新能源汽车，由于芯片方面的“卡脖子”，应该提供的供给不能顺利提供。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不但关系产业安全，而且对消费的满足有着重要意义。产业链供应链的不够完整，或者断链，都会直接影响供给。一段时间以来，从高科技领域的“卡脖子”，到国际经贸领域的各种进口限制，严重冲击供给。应对供给冲击，需要多方着力，需要更加关注多层次供给能力的建设。
关键领域被“卡脖子”， 是影响供给的基础层面的问题， 需要在科技领域重点攻关，芯片等领域就是典型。科技上的根本突破，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为此，必须遵循科技规律，适宜性技术和高精尖技术攻关并行，在满足最基本技术需求的同时，努力占领科技高地， 并兼顾短期和中长期需要。
政府在多层次能力建设上需要扮演重要角色，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科技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不同于国家包揽一切的科技体制。举国体制重在集成电路等极少数领域实施，这样一方面政府可以更加聚力攻关，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考虑到这样的领域往往很难进行全面精细的规划，这里更需要的是尊重行业产业发展规律的政策支持。新型举国体制不仅重视政府的作用，而且更加强调市场的参与。即使是这样的少数领域，新型举国体制仍然是开放式的，民间投资仍然可以积极参与，最大限度释放体制的优势。
供给能力建设说到底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不仅仅是高精尖领域需要保障供给，而且在众多并不需要太多科技支持的领域，也需要做好供给能力建设工作，产业链供应链才不至于断裂，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才可能得到保障。
供给能力建设中资源能源供应是个基础性工程。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较大，资源能源成本的上升，严重影响不少行业的生产经营。对于大国来说，应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变局，尽可能减少资源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的冲击，是供给能力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层面。作为煤炭大国，我国坚定不移沿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前进，为此需要兼顾需要与可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确保资源能源安全， 确保中国经济的安全。
供给能力建设，需要直面经济发展中的堵点、痛点、难点和空白点，需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战略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需要实现的是高质量供给。当前扩大需求的任务不易完成，与供给不匹配有关，是供给能力不足的表现。供给侧的问题表现在各个方面，堵点、痛点、难点、空白点，实际上都是大难题，如果能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在对应领域形成高质量的供给，累积起来就有更高质量的总供给。这里有许多需要依靠投资，除了政府投资之外，更重要的是引导市场投资，通过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提高投资效率，改善供给。供给持续改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供给能力建设的多层次还表现在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上。无农不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能力建设，一直是农业工作的重点。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不仅需要保护耕地，而且还要注重农业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种子、化肥等科技攻关。制造业和农业一样，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其中有许多和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消费需求满足直接相关的制造业的发展，意义更是重大。这样的制造业，在许多时候，更需要的是大国工匠精神。质量兴国理应得到更多的强调。
供给能力建设要紧紧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进行。数字经济嫁接传统行业，提升传统行业的竞争力；数字经济可以形成独立的行业，在新的轨道上运行，在另外的赛道上竞争。数字经济是新生事物，包容性监管特别重要，从总体上看，需要有更加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让数字经济在供给能力提升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供给能力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更需要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供给能力建设既是短期问题，又是中长期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整个社会要在供给能力建设的大前提下，增加应对冲击的韧性， 科学应对可能的供给冲击。
增强预期：以促进民间投资为抓手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
预期转弱是中国经济面对的三大压力之一。增强预期， 需要多方着力。减少特定行业产业政策的不确定性，就可以提振相关行业产业的市场主体信心，增强投资回报的确定性预期。一些新行业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规律本来就有待人们去探索，对于这样的新生事物， 包容性监管适合现实的需要。但在现实中，一些本来就在应对各种市场不确定性挑战的市场主体，却突然遭遇各种“一刀切” 的做法，让市场主体的投资打了水漂。这种状况亟待改变。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领域，已有一些新的更接地气的政策和制度规定在出台。
增强预期，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有更加务实的举措， 要直面市场主体最关心的问题。增强预期，最有效的莫过于提升市场主体投资回报率的预期。市场主体在市场中，本来就必须承担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生产经营中的风险、一般市场风险，这是市场主体应该也必须去承受的风险。市场主体最关心的是生产经营之外的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制度规定不确定性风险。
当前，市场主体需要的是通过获得实实在在的投资回报来确立信心。为此，要认真剖析市场主体信心不足的原因，从市场主体最关心的问题入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市场主体的信心确立，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促进民间投资。以促进民间投资为抓手，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是当下最值得去做的。
一段时间以来，对民间投资的支持没能完全落实，民间投资主体信心不足。行业产业政策、产权保护政策、发展初期的历史旧账等等，都可能严重影响民间投资的信心。实际上，重塑民间投资者的信心， 并非大难事，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把中央对民营企业的支持落到实处， 不少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对于民间投资来说，最担心的是严重有害的“阶段需要论”。有人错误解读、歪曲中央文件精神，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作为特定阶段发展的需要，这严重影响民间投资者的未来预期。有人错误解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影响民间投资者的财产权利保护预期。
为此， 需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更加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人类文明和中国实践都已经表明，再也没有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的配置资源的经济组织方式，我国没有理由偏离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需要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将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落到实处。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分量， 无论是就业、税收，还是经济总量，都不可小觑。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对于民营经济的支持，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有实实在在的举措。除了对民营经济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政策支持外，还要进一步放松行业产业规制，让民营经济能够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内驰骋。要从根本上改变不利于民营经济融资的环境， 让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有平等的融资环境。
民营经济在发展的初期，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确实存在各种不规范。对于历史问题， 应有历史的解决办法，切忌“一刀切”。如果能朝前看地加以规范，那么民营经济的信心恢复就指日可待。开放民营经济参与重大项目和科技创新是好事。现实中，不少民营企业自顾不暇，要与国企竞争，不可能没有顾虑。民营经济参股，国资保值增值、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都可能不同程度地被提及。消除民营经济的后顾之忧，才可能有真正的民营经济参与。
促进民间投资， 落在实处，就是让民间投资主体能够在市场上赚到钱。只要有投资盈利预期， 市场口碑就会形成，这样的信心传播效果远比其他各种吆喝要强。
如今，预期转弱背景下， 民间投资的信心不足仍然是个问题。因此，需要小心呵护民间投资，以最有诚意的政策， 让民间投资敢投，让民营企业敢闯，让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面对三重压力，2023年的经济工作难度很大，但只要综合用好政策，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需求扩大、供给稳定和预期增强的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我国经济也将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