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璐 孔伟艳 范宪伟
2022年末，我国人口首现负增长，比2021年末减少了85万人。从2023年开始，“60后”将以平均每年2 0 0 0 万人的规模退休， 致使我国迎来史上最大“ 退休潮” 。规模大、素质高、观念新的人员“ 退休潮” 在劳动力规模结构、养老金收支和养老服务消费等方面形成正反双向影响。在积极老龄观指引下，应因势利导、未雨绸缪地引导政策和市场， 更加积极主动稳妥地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养老金融市场以及银发经济消费， 将“ 退休潮” 转化为人才和消费“ 蓄能池”，为有效扩大内需提供动能储备。
“60后”退休人群具有三大特征
（一）规模更大
2023年—2029年，“60后” 将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退休，2023年将是退休人数最多的一年。1962—1973年正值我国第二次“婴儿潮”，1963 年出生人口数为2975万人，是73年来的最高值。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2020年仍然存活的、1963—1969年出生的每年人口数均超过2000万，最高的超过了2600万（1963年和1968年出生），七年合计约1.67亿人； 而2020年存活的、1951—1959年出生的每年人口数均低于1800 万，十年合计约1.34亿人。2023 年，1963年出生的男性（2020 年的57岁男性，有1313万人） 将满60岁，1968年出生的女性（2020年的52岁女性，有1296 万人）将满55岁，两者相加， 2023年理论上退休人口将达2872万人，是1949年以来退休人数最多的一年。未来七年， 每年退休的“60后”也将稳定保持在2000万人以上。
（二）素质更高
“60后”退休人群受教育程度更高，城镇化率更高，人均收入和财富拥有量更高。
一是2 0 2 3 年及以后新退休老人大多受过系统教育，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根据“七普”数据，在2020年51—57岁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的比例为7.41%，比“55后”（2020年60-64岁人口，下同）高2.56个百分点。
二是1 9 6 3 年及以后出生的人大部分居住在城镇。根据“七普”数据，在2020年51—57 岁人口中，约有59.40%居住在城镇，高于“55后”约1.65个百分点。
三是1963年及以后出生的人较上一代人拥有更高的终身收入、更多的资产积累和更强的消费能力。1963年出生人口参加工作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因而较上一代人拥有更高的终身收入水平。一部分人既享受了单位福利分房，也较早购买了商品房，以较低成本实现了资产积累。多数人完成了子女教育等大额支出，在休闲娱乐、体育运动、外出旅游等方面的购买力更强。
（三）观念更新
“60后”退休人群拥有改革开放的青年、经济红利与PC 互联的中年、资产富足与移动互联的老年，在个人消费、养老模式和个人实现等方面的观念更新。
一是对信息科技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较强的学习能力，对移动互联网等新生事物具有较强的接受能力。《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2年初，我国60岁以上老年网民的手机上网比例达到99.5%，与网民整体水平持平。
二是消费需求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嬗变。“60后”不断更新的消费观念孕育出银发市场新热点，催生出网络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新的消费增长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旅游绿皮书：2020—2021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显示，2021 年， 超过2 3 . 9 % 的“ 6 0 后” 个人旅游消费开支超过5000 元， 分别高于70后、80后、90后、00后的20.8%、23.8%、19.4%、7.9%，成为个人旅游主力军。
三是“60后”多数生育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养老理念较新，能够接受机构养老方式乃至旅居养老、抱团养老、田园养老等新型养老模式。
四是“60后”参与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的热情更高，渴望用实际行动实现个人价值。他们或进入就业市场再就业, 为以后入住养老机构积蓄更多资本；或发挥经验和专业技术优势，在企业、社会组织中兼职，被聘为顾问、理事等；或投身老年志愿组织，为互助养老和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或回归故乡变身新乡贤，将技术、资金、人脉等资源带回农村， 助力乡村振兴。
“60后”“退休潮” 产生双向影响
（一）劳动力总量快速下降，但低龄健康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潜能巨大
一是劳动力总量快速下降。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开始减少，2012—2022 年共计减少超过4700万人。“退休潮” 将加快劳动力减少速度。据测算，2030年以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将减少近700万人，每年劳动力供给将减少500万人以上。
二是劳动力年龄老化明显。2021年，我国45—59岁大龄劳动力达到3.37亿人，在17—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占比35.3%， 2025—2035年大龄劳动力占比将稳定在37.1%—38.6%之间。大龄人力资本规模不断扩大， 持续挖掘其潜在价值成为当务之急。
三是低龄健康老年人力资源红利效应凸显。新退休老人综合素质高，再就业和社会参与热情高，但综合开发水平较低。2018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比重仅为10.1%，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老年人55%以上的再就业率。
（二）养老金压力增大， 但养老金融需求持续释放
一是我国以第一支柱为主的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压力增大。根据人社部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底， 我国养老金第一支柱占比65.76%。从近年来养老金制度赡养率的变化趋势及“60 后”人口规模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率（养老金领取者和缴费者之比）将会继续上升，最终反映到资金平衡状况上。根据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计算，近年来，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赡养率处于攀升态势， 从2015 年的34.87%上升至2020年的38.84%，2021年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在37.68%；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赡养率从2015年的29.3%上升至2020 年的29.6%。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相关数据计算，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比（基金收入与支出之比）从2015年的1.15下降至2020年的0.9；基金的结余支出比从2015年1.43 下降至2020年的1.06，表明基金支出能力有所下降。
二是“退休潮”对养老金融需求加大。新退休老人对增加养老金储备、平滑医疗支出风险的需求迅速增加，而我国目前的优质金融产品供给依然不足。养老理财产品、特定养老储蓄仍在试点，养老目标基金的吸引力不足，市场潜力仍未得到充分释放。老年人健康保险在投保年龄、身体状况、投保期限及续保等方面存在诸多限制， 加之高保费、低杠杆，60岁及以上老人面临无险可买的问题。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共有1.07亿60岁及以上老年人持有商业保险保单，老年人商业保险渗透率（购买商业保险的人数/人口总数）为41%。未来我国养老金融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三）养老服务体系远期压力大，但总体释放了多样化消费需求
一是“60后”的养老照料服务“需求潮”将在2035年以后到来。2035年以后新退休人员将陆续进入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75—89岁高龄老人阶段，身体机能加速退化，因此“退休潮”带来的照料服务需求潮将在2035年后加速释放。
二是“60后”对多样化产品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养老产业网络平台AgeClub的数据显示，目前老年消费排名前三的分别为：旅游休闲、老年电商和保健产品，尤其是短视频、老年服饰、美容健身、健康产品等在线产品和服务消费增长趋势明显。
三是“退休潮”远期将推动细分银发市场发展。老年人在进入高龄阶段后，对营养奶粉、特医食品、成人纸尿裤、助浴服务、智能康复辅具、护理机器人等不同功能和层次的产品服务需求将会激增。以特医食品为例，欧美国家医院的临床使用率高达70%，同时， 通过养老院、康复和护理中心、超市及专卖店等渠道销售的占比为70%。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也将催生出供给成熟、需求稳定的细分市场。
建议“三管齐下”应对“退休潮”
（ 一） 深化退休制度改革，科学有效推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一是加快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实施弹性退休制度。
二是建立健全支持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出台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健全完善老年人再就业的政策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支持老年人灵活就业。对雇用老年人的用人单位给予税收优惠、社保补贴、培训补贴等优惠政策。
三是积极拓展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渠道。建设老年人力资源大数据信息库，通过建立专门就业服务平台、拓展现有平台服务对象范围、定期举办专门招聘会等，拓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就业渠道。制定老年人就业指导目录，根据老年人力资源特点，开发一批针对性的适老化就业岗位。
（ 二） 加快开发养老金融，夯实多支柱养老金支撑效能
一是提高养老金的持续性、公平性和充足性。从收支两侧改善持续性。在收入侧， 落实全民参保计划，确定更加合理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继续划拨国有资产充实养老基金等；在支出侧，以精算平衡为目标，进一步优化待遇与缴费之间的关联机制，在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中纳入人口老龄化等因素。从纵横双向增强公平性。在纵向上，建立更好体现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将缴费贡献与待遇水平密切挂钩；在横向上，加快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从多个层次改善充足性。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水平，建立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物价指数等的联系机制，实现调整机制常态化；继续推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扩大个人养老金试点，形成老年收入的多重保障。
二是增加养老理财、特定养老储蓄、养老目标基金、老年人健康保险等养老金融产品的有效供给。在“十地十机构” 和“五地四机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养老理财产品和特定养老储蓄试点范围， 适当提高收益率。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 发展专业的机构投资者， 解决对投资者购买FOF 和底层基金产品双重收费的问题， 提高养老目标基金的收益率。放宽年龄限制， 开发适应老年人需求、更具灵活性的健康险产品。
三是加大基础研究、金融监管和政策支持力度。搜集老年人群体风险数据，完善老年人常见病种发生率表，为健康保险产品的开发和创新提供定价基础。制定养老金融产品标准， 完善监管措施， 清理规范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完善健康保险保费补贴政策， 对养老负担较重的家庭提供保费补贴， 加大对健康保险购买的税收优惠及宣传引导力度。
（ 三） 培育壮大银发经济，持续释放老年消费内需动力
一是发挥银发经济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支撑作用。在土地供应、资金补助、信贷融资、税费减免、人才培养等方面出台系列支持政策，建立相应的配套实施机制。
二是实施市场主体培育行动计划。积极引导传统企业进军养老服务和产品领域， 积极打造一批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鼓励通过强强联合、跨地区兼并重组及投资合作等途径， 加快培育一批技术创新能力强、综合实力过硬的龙头企业，营造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三是推动老龄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发展。围绕制约老龄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支持企业研发生产家用健康医疗器械、可穿戴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适老化设备， 以及适合老年人的日用品、食品、保健品、服饰等产品， 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迈向中高端。
【本文是2 0 2 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我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22ASH013）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2021年度重点课题“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研究” （A2021061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