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推进能源革命,促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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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焦锋 刘金科 孟凡达 吴鼎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绿色发展不断向纵深挺进, 正谱写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确保能源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是新时代我国能源绿色发展的根本遵循,也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供给革命是转型的基础,消费革命是转型的关键,技术革命是转型的动力,体制革命是转型的保障, 同时必须深化国际合作。这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 也不能相互替代。只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才能实现更为安全、更有效率、更加低碳、更可持续的能源转型,保障开放条件下的国家能源安全。

新时代我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取得显著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能源革命战略思想的科学指引下, 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发生显著变革,能源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能源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推进,能源国际合作持续深化,新时代能源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一)能源消费加速清洁低碳转型

这十年,我国扎实推进能源消费向清洁低碳加快转变, 生产和生活领域能效大幅提升。一是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合理控制。2021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52.4亿吨标准煤,较2012年增加12.2亿吨标准煤、年均增速2.9%, 支撑了年均大于6%的经济增长。2021年全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2年下降34.4%。二是能源消费结构逐步优化。我国着力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推进绿色能源较快发展。2021年, 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降至56%、比2012年下降12.5个百分点,石油约占18.5%、较2012年略高出1.5个百分点,天然气约占8.9%、比2012年提高4.1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占比达16.6%、比2012年提高近7个百分点。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 2022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量705.8万辆、保有量达1310万辆,均占全球一半左右。全国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达520万台,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充电网络。三是能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2022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已降至0.457吨标准煤/万元, 仅为2012年的六成水平。重点领域节能提效取得显著成果,2021 年全国火电机组平均供电标准煤耗305.25/千瓦时,比2012 年下降6.9%,煤电机组效率始终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炼钢、焦炭、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重点高耗能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工作扎实推进。能源回收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余热、余压及放散气等能量回收利用取得一定成效。

(二)能源供给保障能力显著优化

这十年,我国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大幅提升,有力维护了我国能源供应安全,保障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有序推进。一是能源供应多元体系逐步建立, 清洁低碳能源占比提升。我国基本形成了煤、油、气、电、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生产体系。2021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到43.3亿吨标准煤,为全球能源生产第一大国。煤炭仍是保障能源供应的基础能源,2021年全国原煤产量达40.7亿吨,创历史新高, 原煤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比重从2012年的76.2%降至67%, 煤矿数量减少至4500处以内, 年产120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矿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5%左右,年产30万吨以下小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比重下降至2% 左右。油气增储上产取得阶段性成效,原油生产保持稳定, 2012年以来, 原油年产量保持在1.9亿-2.1亿吨;天然气产量明显提升, 从2012年的1106亿立方米增至2021年的2075.8亿立方米,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比重较2012年提高2 个百分点、达到6.1%。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2021年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23.8亿千瓦、发电量8.5万亿千瓦时, 较2012年分别增长107.9%71.1%。截至2021年底,我国实现超低排放的煤电机组超过10亿千瓦、节能改造规模近9 亿千瓦、灵活性改造规模超过1亿千瓦,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快速扩大,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均超过3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2021年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1.2亿千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达47%,首次超过煤电。二是能源输送能力显著提高。全国统一的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基本建成。煤炭运输通道建设有序推进,形成“西煤东运、北煤南调”运输网络。2021年, 全国油气管道里程达到18万公里, 较2012年翻一番, 基本形成“西油东送、北油南下、沿海内送”原油和成品油管输格局,和“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天然气互联互通格局。1 2 条大气污染防治行动重点输电通道基本建成, 总体形成“西电东送”电力输送格局,逐步形成“能从远方来”与“能从身边来”并重格局。三是能源调峰储备体系初步建成。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库建设加快推进,商业储备达到一定规模,基本形成国家石油储备、资源储备、替代能源储备、技术储备“四位一体”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储气设施建设步伐加快,调峰能力短板明显改善,初步形成以地下储气库和沿海LNG接收站储罐为主,其他调峰方式为补充的综合调峰体系。2021年全国已建成储气库3 0 多座,库容规模达540亿立方米,调峰能力约150亿立方米,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达171亿立方米, 全国LNG接收站共建有储罐87座,储备能力达到1273.7万立方米。抽水蓄能较快发展, 2021年已投产电站总规模达到4000万千瓦,在建抽水蓄能电站总规模超过5000万千瓦,已建和在建规模均居世界首位。新型储能实现由研发示范向商业化初期过渡,新型储能产业链基本形成,研发实力和产品竞争力明显提高。

(三)能源科技创新能力不断跃升

这十年,我国能源行业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重大装备技术水平,能源领域科技创新实现从“跟跑并跑”向“创新主导”加速转变。一是先进能源开发与高效利用技术不断创新。煤炭开采领域,千万吨煤炭综采、智慧矿山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油气开采领域, 三次采油和复杂区块油气开发等技术和装备达世界先进水平,随钻测井、连续油管钻井、高精度三维地震勘探等技术取得较大进步。油气储运领域,长输管道电驱压缩机组等成套设备基本实现自主化, 第三代大输量天然气管道工程技术和复杂地表气候条件管道设计、储气库建设技术实现突破。电力生产领域,超超临界火电技术广泛应用,建成全球技术最先进的清洁煤电体系。电能传输领域,1000千伏(kV) 特高压交流和±800kV特高压直流技术及成套设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多端柔性直流配电网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二是绿色能源技术实现大规模推广。光伏发电电池及组件技术转换效率得到提升,风电机组单机容量继续增大,可再生能源发电综合成本显著下降。新能源汽车、液化天然气(L N G)重卡及船舶改造、清洁成品油生产、炼油化工一体化、烯烃原料多元化和高附加值化工产品生产等技术进步明显。新建三代核电机组综合国产化率达到85%,小堆、快堆、高温气冷堆等第四代核电技术加快研发与示范应用。工业余热、余压、余气回收利用和烟气余热回收利用等高效能源利用技术在钢铁、建材、化工、有色、造纸等领域大规模推广应用。三是数字技术与能源技术加速融合,智慧能源系统建设步伐加快。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逐步应用于电力、石油、天然气等领域,能源行业智能化水平得到提升。能源生产智能化系统建设有序推进,“智慧矿山”“智慧油田”建设步伐继续加快,全国在产油气井、场站数字化覆盖率超过90%,主要发电企业积极开展智慧电厂示范工程、样板工程建设。煤炭、油气、电力、通信、汽车等不同领域主体之间的“竖井”渐被突破,在智慧社区、多站合一、多塔合一、多杆合一、多表合一、四网融合、车网协同等领域开展了创新技术和新型业态的深入探索,“互联网+” 智慧能源、储能、区块链、综合能源服务等一大批能源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正在蓬勃兴起。

(四)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化

这十年, 我国能源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能源治理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水平全面提升。一是构建有效竞争的能源市场。大力培育多元市场主体, 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竞争, 形成多元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如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能源领域; 深化油气勘查开采体制改革, 开放油气勘查开采市场,实行勘查区块竞争出让和更加严格的区块退出机制;改革油气管网运营机制,实现管输和销售业务分离;稳步推进售电侧改革,有序向社会资本开放配售电业务,深化电网企业主辅分离等。积极推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能源市场体系建设, 包括推动建设现代化煤炭市场体系,发展动力煤、炼焦煤、原油期货交易和天然气现货交易;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 建设中长期交易、现货交易等电能量交易和辅助服务交易相结合的电力市场;积极推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等。二是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 总体思路,稳步放开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环节价格,包括:推动分步实现公益性以外的发售电价格由市场形成,电力用户或售电主体可与发电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确定交易价格;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机制改革,实行“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稳步推进以竞争性招标方式确定新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推动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原则协商或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跨省跨区送电价格等。科学核定自然垄断环节价格,包括:按照“准许成本+合理收益”原则,合理制定电网、天然气管网输配价格;开展两个监管周期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和电价核定;强化输配气价格监管,开展成本监审,构建天然气输配领域全环节价格监管体系等。三是创新能源科学管理和优化服务。深化能源“放管服”改革,减少中央政府层面能源项目核准,将部分能源项目审批核准权限下放地方, 取消可由市场主体自主决策的能源项目审批。减少前置审批事项,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严格电力交易、调度、供电服务和市场秩序监管,强化电网公平接入、电网投资行为、成本及投资运行效率监管。加强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推进油气管网设施企业信息公开,提高油气管网设施利用率。推进能源领域法律及行政法规制修订工作,加强能源领域法律法规实施监督检查,加快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核电、新能源等领域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 进程,将改革成果体现在法律法规和重大政策中。

(五)能源国际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这十年, 在能源革命战略思想指引下,我国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一是持续深化能源领域对外开放。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能源领域外商投资准入限制持续减少。全面取消煤炭、油气、电力(除核电外)、新能源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推动广东、湖北、重庆、海南等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港)能源产业发展,支持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油气全产业链开放发展。二是着力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我国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开展广泛的能源贸易、投资、产能、装备、技术、标准等领域合作。“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程度不断拓展,建成了五大国际油气合作区,在沿线地区承建了一批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和电网工程项目, 带动中国能源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等领域“走出去”, 有力促进了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2019年中国等30个国家共同建立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2021年我国成功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 与2 9 个国家共同发布《“ 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作青岛倡议》,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网络,首批合作网络覆盖7 6 家中外方成员单位。三是积极参与更加有序、更加包容的全球能源治理架构建设。多边和双边能源国际合作逐步深入。参与多边合作机制30余项,与国际能源署(IEA)、国际能源论坛(IEF) 及国际能源宪章(IEC)等多边机构开展密切合作。正式成为国际能源署联盟国;推动成立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积极参与国际天然气联盟(I G U)的组织管理工作等。参与历年世界经济论坛、柏林能源转型对话、世界能源大会、亚洲能源部长圆桌会议、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和“东盟+3”暨东亚峰会能源部长会、金砖国家能源部长会等重要国际多边会议。建立双边合作机制50余项,搭建了中国—欧盟对话机制及中欧能源合作平台、中国—欧佩克高级别能源对话机制,定期召开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工作组会议等。积极磋商中沙能源合作, 中巴经济走廊及与阿联酋、巴西、伊拉克、缅甸等能源合作取得积极进展,进一步推动双边能源合作平台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新时代我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仍将面临诸多挑战与机遇,应予以高度重视。消费方面,能源消费新方式、新业态等开始涌现,推动能源消费革命继续向前,而能源需求增长总体趋缓,继续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存在难度加大、不确定性增加等问题。供给方面,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能源矿产安全保障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线,能源供给安全压力日趋增大,能源跨区输送与供需协同面临更多挑战。科技方面,新能源技术与ICT技术深度融合,为能源技术革命带来突破机会,而能源技术仍与绿色发展要求存在差距,关键核心技术面临瓶颈制约。体制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更深层次改革给能源体制革命,增强内在动力,而体制机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市场化改革阻力仍然较大。国际合作方面,疫后能源领域绿色化进程有望加速, 为中国加强绿色能源国际合作提供广阔前景, 而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不稳定性风险加剧,能源国际合作困难犹在。

未来我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将持续深化

展望未来, 新时代能源绿色发展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能源保障。

(一)推动能源消费升级与模式创新,满足美好生活用能需求

推动能源系统向能源互联网转型发展,积极培育集成各类能源消费者和能源消费产品及服务的一体化能源新消费模式。支持工业领域打破传统能源“竖井”模式,探索满足整个工业园区各类市场主体的综合能源服务业态,建立向电气化转型升级、能源梯级利用和循环利用的高效模式。支持电动汽车、氢气储能等新型用能方式发展,加速推动交通用能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绿色化转型。有序推进“电气热冷水一体化”建筑用能服务市场建设。强化能源需求侧管理能力,加快推进调峰、调频、调压、备用、余能外售等能源服务市场建设, 更好满足消费者分散、点状等多元化服务需求。统筹开发建设建筑用能终端和一体化集成供能基础设施, 推动多能协同供应和能源综合梯级利用, 提升能源管理整体解决方案供给能力。加速推动能源消费者向产消者转变, 依托智能表计等智能终端硬件基础及能源服务市场机制建设, 鼓励能源消费者依据市场信号和系统运行情况主动调整自身用能行为,向系统反向输送能量、为电网系统提供调峰等辅助服务, 逐渐成为能源系统的主动调节力量。

(二)强化能源供给保障能力,不断增强能源基础设施功能

加强煤炭资源专项勘查, 加快推进煤炭开采智能化,新建和改造一批高效、智能、少人的“柔性煤矿”。加强煤炭供需市场监测和预测、预警, 积极探索建立煤炭稳价保供模式。加强煤基油气特种资源保障, 提高保障能源安全兜底能力。加大内陆及海上油气勘探开发, 立足于“ 新盆地、新区带、新层系和新类型” 等领域, 依托理论与技术创新提高油气增储上产能力。主动参与全球能源产业链重塑再造,优化油气进口来源结构,实现国内国际多元供给。持续扩大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规模,推动非化石能源逐步由增量替代阶段进入存量替代阶段。加大国内新能源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建立健全监测评估预警机制,跟踪评估我国战略性新兴矿产需求和供应前景。稳步推进非化石能源的非电领域应用,力争到2025 年,核电供热、生物质供热、地热能供暖、生物质燃料、太阳能供热利用等非电利用规模达到6000万吨标准煤以上; 到2030年, 全国非化石电力装机容量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60%左右。强化能源基础设施功能。稳步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统筹推动新能源较快发展与煤电保供角色转换, 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发展可再生能源电源,着力推动多能融合、多网融合,因地制宜发展多元能源,实现电能、热能、冷能协同互补、相互支撑, 不断提升能源和电力系统的低碳安全供应水平。加快推动智能电网建设,加快智能变电站建设,完善电网网架结构, 积极构建多元融合的新型配电系统。逐步完成智能油气输配网络建设,加速发展能源储备设施及配套建设,持续提升应急供给能力。

(三)强化能源科技攻关能力,推动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创新

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以重大科技专项等方式支撑能源领域核心技术突破。按照“应用推广一批、示范试验一批、集中攻关一批”分类推进科技创新, 完善核心技术创新风险疏解机制,优化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机制,加快推动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国产化、自主化,提升绿色能源技术和产业竞争力。强化绿色能源核心技术标准化布局,健全科技研发、标准研制和产业应用协同机制,创新标准化组织工作机制,聚焦能源互联网标准体系、新能源交通标准体系、综合能源服务及储能标准化等方向,加速标准的试点示范,尽快建立新一代能源技术标准体系,为培育能源技术国际竞争优势奠定基础。创新能源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开展多源数据集成融合与价值挖掘等关键技术研发, 构建能源监测、管理、调度信息平台、服务体系和产业体系。鼓励建设能源交易平台, 以多种商业模式带动构建新型能源生态系统,更深层次地改变传统能源系统组织与分配方式,将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相关产业升级的新动能。

(四)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创建高效能源治理体系

加快分离电力、油气等能源领域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性业务,构建公平开放、有序竞争的能源市场体系。健全能源流通市场,有序推进全国电力、石油、天然气、二氧化碳排放权等交易系统建设。完善能源市场价格机制,全面放开竞争性环节市场价格,形成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将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公益性服务和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完善电网、油气管网业务的输配成本和成本监审制度。强化财税政策对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引导作用, 建立和完善具有能源资源导向性、反映生态与环境效益的能源税制,构建系统性强、预期明确的财税优惠政策体系。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综合运用规划、政策、标准等手段,创建高效能源治理体系。建立有效能源监管体系,推动“政监分离”改革,创新监管方式,加快“互联网+”监管等大数据平台建设,切实提高监管手段的权威性、实效性。加快完善现代能源法治体系。加快推动《石油天然气法》等立法进程,逐步建立和完善能源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规、技术规范及标准体系和政策导向,加快制修订新型能源技术和装备标准。

(五)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和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加强全方位能源国际合作,坚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不同国家不同模式原则,坚持企业主体国际惯例原则,坚持互利共赢、效益优先原则,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和全球气候治理,在能源领域促进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中国力量。全面推动能源领域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能源领域制度型开放,开放重点由要素和资本等准入环节向整个生产经营环节拓展,尽快建立一套清晰、透明、公开的市场准入规则及相关配套政策。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新能源和油气等领域的深度合作,逐步实现以区域能源国际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两翼,以新能源、油气、电动汽车等高新技术产业为突破口的“1+2+3”新一代合作格局,保障开放条件下的国家能源安全。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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