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延兵
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动力，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近来聚焦中国科技创新问题的文献， 分别从创新补贴政策、企业所有制、中国式分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投资、营商环境等角度分析科技创新的决定因素。本文则旨在描述中国科技创新的典型事实，分析科技创新的成就和需要突破的领域，提出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科技创新的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创造性论断。1995年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立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7年，党的十九大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一系列科技政策鼓励下，中国科技创新取得长足进展，突出表现为：研究与试验发展（R & D）、专利、科技论文数量快速增长，综合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
（一）科技投入连年攀升
R&D经费及其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和科技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1995—2020年，中国R&D 支出呈快速增长态势：1995年为349亿元，之后连年稳步上升，2020年达24393亿元，年均增长率18.71%。R&D强度（ R & D 与G D P 的比值）亦呈现快速上升态势：1995年仅为0.57%，2020年达2.40%，年均增长6.05%；2013—2020年R&D强度均超过2%，不断创历史新高。
通过国际比较，更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科技投入的发展态势。1995—2019年，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R&D强度的差距呈缩小趋势：1995年，美、日、英、法、德、韩、新加坡的R&D强度分别为2.41%、2.56%、1.65%、2.24%、2.14%、2.16%、1.69%，中国R&D强度为0.57%， 远低于上述发达国家；2019年， 美、日、英、法、德、韩、新加坡的R&D强度分别为3.07%、3 . 2 0 % 、1 . 7 6 % 、2 . 2 0 % 、3.19%、4.64%、3.49%，中国R&D强度为2.24%，已超越法国（自2010年起，中国超越英国）。概言之，中国R&D投入增速世界领先，R&D强度靠拢发达国家水平。
（二）科技成果爆发式增长
专利和论文是衡量科技成果的主要指标。1995—2020 年国内专利申请量和国内专利授权量快速增长： 国内专利申请量1995年为69535件， 2020年达5016030件， 增长了7 1 倍； 国内专利授权量1995年为41881件，2020年达3520901件，增长了83倍。2000—2020年，中国的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 r e a t y ， P C T ） 专利申请量呈爆发式增长， 年均增长28.54%，不断实现超越：2008 年超越英国，2009年超越法国，2010年超越韩国，2013年超越德国，2017年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二，2019年超越美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与美国的PCT专利申请量的差距逐渐缩小以至反超：2000年，中国782件，美国38015件，中国是美国的2%；2020年，中国68764件，美国58730件，中国是美国的117%。
中国科技论文数量亦快速增长。中国SCI论文从1995 年的13134篇增长到2019年的495875篇，增长了近37倍；中国EI论文从1995年的8109篇增长到2019年的287650篇，增长了34倍。中国科技论文数量已跻身世界前列：中国SCI论文数量1995年排世界第15位，2008 年跃升至世界第二位，此后年份一直保持在世界第二位；中国EI论文数量1995年排世界第七位，2007年跃升至世界第一位，并一直保持至今（除2017 年排第二位）。
总之，从科技产出看，中国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中国科技与全球科技联通，在全球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综合创新能力稳步向前
全球创新指数（ G l o b a l Innovation Index，该指数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合研发，由创新投入指数和创新产出指数构成。创新投入指数由制度、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五个次级指数构成。创新产出指数由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出两个次级指数构成。次级指数下再细分若干三级指数。需注意的是，各年指数系列有所变动且每年评估的国家和地区不完全一致，2020年共评估131个经济体）自2007年起每年报告国家创新排名， 现已成为国家创新能力的基准评价工具。我们以此指数来评价中国综合创新能力及其世界位次。
根据全球创新指数数据， 从历年评价结果来看， 中国综合创新指数排名总体呈上升趋势。2013年以来，中国综合创新指数排名稳步上升： 2014、2015年排第29位，2016 年提升4 个位次至第2 5 位， 2017年上升至第22位，2018年上升至第17位，2019、2020年再上新台阶至第14位。中国综合创新能力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第30位开外迈进前15位。中国是唯一与发达经济体的创新差距不断缩小的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综合创新指数的攀升主要得益于创新产出指数的上升：从2008—2009年的第29位上升到2018年的第10位， 继而又上升到2019年的第5位； 2020年排第6位。相对而言， 中国的创新投入指数排名进步较慢，2019、2020年均是第26位，远落后于创新产出指数排名。
（四）科技进步贡献率逐步增强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中国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越来越大。1998—2003年科技进步贡献率（指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基本含义是扣除资本和劳动后科技等因素的经济贡献）为39.7%，2003—2008 年增长至48.8%，2015—2020年达到60.2%。2005年以来，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0%，即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科技进步的贡献。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正由传统要素向科技要素转换，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科技创新仍有巨大成长空间
中国科技创新呈上升趋势，但相比于中国经济体量而言，其创新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还面临一些挑战：基础研究相对薄弱、核心技术有待突破、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科研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等。中国应直面这些不足，精准发力，打破科技创新的制约瓶颈，以高质量创新开拓新的生产力源头。
基础研究投入需加大。研发活动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其中，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源头。分析三类支出占R&D支出的比重（三者占比之和等于1），可以发现科技创新的结构性问题。
1995—2020年，中国的基础研究占比、应用研究占比、试验发展占比的均值分别为5.2%、15.8%、79.0%。在此期间，基础研究占比基本上围绕着5%波动。应用研究占比呈下降趋势，由1995年的26%下降至2020年的11%，下降了15 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3%。试验发展占比呈上升趋势，从1995年的68%上升至2020年的83%，上升了1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0.79%。由此可见， 中国研发以试验发展为主，基础研究投入较低。
核心技术有待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中国科技水平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上，这成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短板。在重大装备、精密仪器、重要材料、关键元器件、基础软件等领域， 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需有更多突破。在装备方面， 用于集成电路制造的光刻机、刻蚀机、光栅刻画机、晶圆级封装设备、沉积设备、晶圆切刻设备、离子注入设备， 以及高端智能装备如3D打印设备、高端工业机器人、超高精度机床等还需要进一步打破进口依赖。在精密仪器方面， 中国面临的技术瓶颈包括光谱仪、引力波探测器、通信测量设备、企业级扫描仪等。重要材料方面的技术瓶颈包括半导体材料、有机发光二极管、基板玻璃、高档靶材、碳纤维、高端电池材料等。元器件方面的技术瓶颈有中央处理器、图形处理器、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嵌入式神经网络处理器、物联网芯片、AI 芯片、柔性面板、镜头、高端线路板、智能传感器等。基础软件如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需进一步突破。
科技成果转化率需进一步提升。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换来的研发成果，需更多地应用于生产实践。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有多种原因，如一些成果成熟度不高、未达到向生产转化的程度。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存在一些阻碍转化的体制因素。成果转化涉及资金投入、风险管理、产业化运作、经济效益等方面， 目前缺乏更加成熟的相关方利益分配机制，影响科技成果转化落实。科技创新中人财物管理行政化，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缺失，也导致产学研衔接不畅、市场对接渠道受阻。
科研管理体制待进一步完善。科研管理体制相对滞后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制约因素。首先，行政化管理需进一步优化。科研资源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其出指南、列项目、定指标、限时间，势必影响自由选题和自由探索，不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项目申报、审批、结项、财务报销等工作繁琐，科研人员把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非科研环节。其次， 人才管理机制滞后。科研管理过分重视硬件条件投入， 忽视智力劳动投入。这不利于激发科研人才的创新能动性， 并一定程度引发了科研经费转移、报销套现等现象。再次， 科研体系尚缺乏鼓励长期基础研究、包容创新失败的机制和政策。科研指标过度量化，不利于科技人员心无旁骛地从事短期内看不到经济利益的基础性研究。职称职务晋升“ 唯论文” 倾向严重， 破“ 五唯” 需真正落到实处。最后， 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还不健全。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的边界模糊、产权需进一步厘清， 更严厉打击产品和技术侵权现象，从而更好保护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建议
高质量经济发展亟需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只有扫清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出新动力、打造出新引擎。为推动科技创新大发展，应优化科研管理体制、促进科技成果市场化、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优化科研管理体制。一是实施科技创新“包干制”。改革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行政化科研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推进科研资源自主管理体系建设， 推广科研项目“包干制”，直接挂钩科研任务与科研经费， 明确科研责任和经济责任。二是完善科技人才管理制度。人才是科技创新体系中最活跃的因素。制定开放、宽容、灵活、务实的人才管理制度，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人才竞争环境。建立“ 英雄不问出处”的选才机制，将人才的能力、素质放在与学历、资历同等重要的位置。建立“能上能下”的用才机制，保证科技人才队伍的优质性与流动性。实行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支持与保障科技人才的创造性活动。坚决避免想方设法吸引人才，又用条条框框限制人才发展的做法， 创造宽松、无障碍、人尽其能的工作环境，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潜能。三是构建突出质量贡献的科技评价体系。创新潜能挖掘的关键是利益分配问题， 科研资源、评价体系要有利于专注研发、潜心研究的科研人员。根据职责定位，聚焦能力提升，注重科技创新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构建质量优先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让科研精英专心致志从事长期基础性研究、心无旁骛地钻研原创与关键核心技术。
促进科技成果市场化。一是深化产学研融合。构建以企业为主体、院校为支撑、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合作研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加强研究型大学的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建设，夯实产学研一体化的知识基础和技术基础，建立开放互联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协同创新平台。以瞄准激发市场活力为靶向， 打造院校与企业共建共享的科技孵化中心，培育市场化、专业化、品牌化科技企业孵化器，实现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完善产学研融合税收优惠政策、科研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科技金融服务政策。二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与市场交易体系，深化科技成果权属改革， 构建产权清晰、利益明晰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探索技术股与现金股相结合的多维激励方案，打造科研人员与孵化企业的利益共同体，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和市场化率。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进专利等知识成果的授权、确权、维权制度，构建科研成果创造、应用与转让的全方位保护体系，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专利法、著作权法，精准、快速打击知识侵权和假冒行为，切实提高侵权违法成本。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一是完善监管体系。垂直监督方式受制于中央地方间的信息不对称，监督成本高，监管效果有限。水平监督方式则监督者众多，信息流动扁平化，信息传递损耗少，信息获取成本低；公众对政府服务质量、营商环境，拥有比垂直监督者更直接的信息，能更客观地评估政府政策及效果。在严格监管之下，一些地方官员自利短视行为被有效遏制，政府政策更符合长期经济增长目标。充分发挥公众、企业、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利于各类市场主体形成稳定预期， 社会创新力、竞争力持续增强。二是减少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型。简政放权，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方能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方能持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简言之，完善官员监管体系、减少政府经济干预，能够充分激发市场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动性， 从而为中国可持续、高质量经济增长开创新局面。（参考文献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