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朝迅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当前， 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产业发展基础条件和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也对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出新的战略要求， 这些均要求我们深化对新时代新型工业化的内涵特征、目标要求与发展路径的认识。根据我们理解，新型工业化是深度的、完整的、融合的、绿色的、开放的工业化，其主要任务和实现路径是发展新科技、集聚新要素、建设新基建、培育新主体、形成新优势、构建新机制。
新型工业化“新”在哪里
新型工业化，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情景和中国学派的概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道路。这一提法从科技含量、经济效益、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比较优势等五个方面，把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进行区别， 是力图改变传统工业化技术含量低、发展模式粗放、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大、主要靠成本优势来拓展市场的一次庄严宣告。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加了“中国特色” 四个字，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一提法将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极大的拓展，从工业发展本身拓展至工业化阶段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涵盖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动力转变等诸多方面。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传统工业化主要解决工农关系问题，因为工业特别是手工业最初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新型工业化主要关注工业化和信息化关系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这两对关系中的驱动力也发生了变化， 过去是工业化驱动信息化，现在是信息化引领工业化，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过去是工业化驱动城镇化，有什么样的产业，就有什么样的城市，现在是城镇化驱动工业化，有什么样的城市，才能吸引什么样的人才， 进而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因此，国家在推动工业化过程中积极推行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的承载能力。
2 0 1 7 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坚持新发展理念，继续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相比于党的十八大报告，这一次增加了“坚持新发展理念”，明确提出要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指挥棒和“红绿灯”，坚持以创新为引擎，以协调发展为目标，以绿色发展为先导，以开放发展为依托，以共享发展为落脚点来推进新型工业化。
当前， 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进程、实现大跨越的阶段。这一阶段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新型工业化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不同的是，新型工业化的时代背景变了，新发展阶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推进新型工业化也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新型工业化的内涵特征、主要任务、实现路径也相应有所调整。
根据我们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新型工业化有着与以往新型工业化不同的内涵意蕴。
一是深度的工业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擘画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工业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按照这一要求，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型工业化必须告别浅层次、数量型、粗放型的工业化模式，走深度的、先进技术深度应用的、高技术和复杂加工比比较高的、专精特新的、高质量的、创新引领的深度工业化模式。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的工业化，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来提高质量和竞争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升工业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产业发展的植根性、产业链话语权、附加值、质量和品牌优势。要持续推进梯度工业化，鼓励各地根据要素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进行统筹规划和合理布局，推动东部地区加快迈向产业链中高端，提升对全球产业链和要素资源的控制力、引领力和辐射力。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积极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推动城乡、区域工业协调发展，实现产业在转移中升级， 形成新的竞争力，打造若干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二是完整的工业化。从产业链角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突出问题是加工制造能力强， 而核心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先进生产设备、关键基础材料、高端研发和市场营销等环节受制于人，产业链不完整， 上下游合作不紧密，协同创新少，缺乏产业链的合作和整体布局。产业发展如同一条河流，上游的基础能力决定着下游产业发展高度和产业升级的能力。如果不能从产业链的视角去补齐基础领域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就很难改变我国制造业在产业链上中下游布局不均衡、基础能力薄弱的现状，也很难改变在全球产业链中分工地位低下的困境， 也难以满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
为此，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这是我国首次提出“产业链现代化”概念，是从长远战略角度对我国产业发展作出的重大谋划和部署，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进一步明确，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这可以说抓住了推动产业升级和科技自立自强的“牛鼻子”，对于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制造强国具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举措。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需要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着力构建链条完整的产业体系， 促进“ 点的突破” 和“ 链的协同” ， 推动制造业发展从主要依靠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中高端制造、市场营销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延伸， 不断增强产业链控制与主导能力。
三是融合的工业化。产业本身是融合的、连续的、互动的，特别是信息技术与各产业的融合渗透是最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大力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促进信息技术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广泛渗透和深度应用， 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智能工厂，让智能制造成为工业发展的普遍形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拓宽信息技术在改造提升钢铁、煤炭、石化、轻工、纺织、医药、建材、金属制品和仪器仪表等行业的应用。
其次，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鼓励探索智能化生产、柔性化定制、系统集成总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品牌规则控制、众包等制造服务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研发设计、高端咨询、检验检测、融资租赁、品牌服务、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培育一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龙头企业，发展一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平台型公司，打造一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平台载体，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
第三，努力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引导工业企业顺应消费升级、数字化、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浪潮，加大工业化和城镇化融合发展、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投资，切实提升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并利用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农业发展带来的广阔市场需求机会，提升制造业创新发展能力。
最后， 新型工业化要求拥有数量庞大、质量优良、结构合理、配置有效的科技、金融、人才等优质要素， 并且建立起要素之间的融合协同机制，优化要素配置，提升要素效率，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全球各类人才投身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现代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
四是绿色的工业化。随着制造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制约的矛盾日益突出，为实现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提出绿色化转型战略和理念，“绿色制造”等清洁生产过程日益普及，节能环保、新能源、再制造等产业快速发展，并成为发达国家重塑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欧美还把碳边境税作为其新的技术壁垒。2021年7月，欧盟启动碳边境税设立程序。在此之后，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也推出了碳边境税动议，将对减排力度不足的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按其碳排放量征税。2020年，我国正式宣布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我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我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为此，要加快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加快发展绿色制造，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园区和工程， 打造绿色供应链，壮大绿色企业，强化绿色低碳监管，推动能源转型和工业结构调整，构建现代绿色制造体系，实现工业的绿色低碳发展，从根本上摒弃传统工业化过程中高耗能、高污染和高碳排放的生产方式。
五是开放的工业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当今世界的发展极不平衡，少数西方国家已经走完了工业化进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甚至有些国家尚未开始大规模工业化。我国的新型工业化要放在全球经济分工合作的大逻辑中进行考虑，站在全球产业重构的角度思考和谋划产业布局，始终坚持开放合作、共赢发展，加强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努力推进比较优势不断提升、产业分工不断完善、合作共赢不断增强的新型工业化。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与互鉴，强化战略沟通和经济技术交流，深化在绿色低碳、产业互补、科技研发等领域合作，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包容性与分工效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交流，主动向他们分享中国技术、中国经验，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 通过构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位势和竞争力。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以“一带一路”和RCEP建设为重点，助推我国优势产业海外布局，深化产业开放合作，培育一批在全球产业链中实力强大的世界级企业，拥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强大的营销网络和主导全球市场的能力，品牌知名度高，产品附加值高，能够促进产业链效率优势和安全优势的双重叠加，推动制造业竞争力提升，让新型工业化成为中国走向世界、链接全球、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连接点。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新型工业化的主要任务与实现路径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制造业水平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工业发展，推动新时代我国工业各领域多点发力、加速发展， 从量到质都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的巨大变化。2012年至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16.98万亿元增加到31.4万亿元，重大工业成果竞相迸发，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从2012年的9.4%、28%提高到2021年的15.1%和32.4%，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创新力、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工业发展进入深度推进的提质升级期，开启了工业现代化新征程。展望未来， 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和支撑深度、完整、融合、绿色、开放等战略目标，新时代新型工业化要重点推进完成以下六大任务。
一是发展新科技。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新型工业化是符合新发展理念，顺应当今世界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发展趋势，具有更高的科技创新能力的工业化模式。与过去新型工业化仅强调“科技含量高” 等相对中性的表述所不同，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新型工业化不仅对科技发展水平提出较高的要求，更对技术成果的来源以及科技保障安全发展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明确提出“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更加强调自主创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着力通过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并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提升在全球科技创新中的引领性和产业发展中的主导力。
二是集聚新要素。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突出，驱动工业化发展的主要要素是广大劳动者的勤劳和智慧，与引进资金、技术的紧密结合，再叠加企业家才能、沿海地区大量的土地资源和相对包容的环境能耗政策等，造就了我国的持续快速工业化，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要素禀赋优势发生显著变化，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有所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增多，资金充裕、人才总量大、数据信息资源多、企业家活力强、整个社会创新创业氛围好，通过加快汇聚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数据信息等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求的新型要素，促进实体经济与各类新型高端要素协调发展、优化配置、高效耦合，有助于激发新型工业化发展新动能， 提升要素效率，推动新型工业化向更高层次发展。
三是建设新基建。一代科技革命、一代新兴产业、一代基础设施。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型工业化重点是培育发展面向未来的新兴产业、战略性产业和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铁公基”等基础设施所不同的是，新兴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新型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的融合程度更高，有的本身就是一个大产业，或者是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专用型基础设施。例如，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的发展需要工业互联网的支撑；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需要能源互联网、车联网、充电桩、换电站等智能化交通基础设施的支撑；水、电、气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需要城市物联网的支撑；智慧农业的建设需要农业物联网的支撑，等等。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孵化出更多创新与应用，并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场景支持，有可能将其培育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新增长点和新支柱，成为引领产业结构高端化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和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新企业的重要力量。
四是培育新主体。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主体，也是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我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已经达到1.58亿户，蕴含着蓬勃的发展生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加快培育一批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具有主导力、影响力、竞争力的企业，对企业主体培育提出了紧迫要求。近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指导意见》，为我国企业主体培育指明了方向。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新型工业化，也应重视企业微观主体的培育，借助全球产业体系重构契机，支持引导行业领军企业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深化改革、强化创新，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推动企业在研发设计、技术创新、生产管理、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加快提升本土企业竞争力，并促进优势企业利用创新、标准、专利等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并购， 加大对“ 一带一路”国家技术和产能合作，有效整合全球资源，形成一批在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具备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等特征的一流领军企业、一流“专精特新”企业和一流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集群。
五是形成新优势。无论是全球范围内各国围绕产业链供应链主导权的竞争，还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生产制造环节的“两头挤压”、快速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能源革命的引领和创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迫切需求以及关于全球数字竞争制高点的争夺， 新的时代背景要求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加快构筑新优势。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客观趋势，积极主动作为，在参与国际竞争中锻造长板， 进一步确立我国新型工业化综合竞争新优势。一是牢固树立“大”的优势。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畅通扩大内需的堵点， 构建强大国内市场。适应消费个性化发展需求， 大力发展大规模定制范式下的柔性制造， 推动基于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优势向基于大规模定制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双重优势叠加转变。二是进一步增强“链”的优势。充分发挥产业门类齐全、链条长的优势，加快推动产业集群建设，优化制造业国内布局，补齐产业链断点环节，推动点式突破和链式创新相结合，构建完善产业配套体系和良好生态， 打造我国制造业系统集成新优势。三是加快培育“ 新” 的优势。着力推动监管创新， 放宽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新兴前沿领域各种制度约束，推动新经济加快发展，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抢占先机。
六是构建新机制。一般来说，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新型工业化。一是工业发展本身， 包括产业结构优化、产品质量升级等；二是要素支撑层面， 提升科技创新等现代要素对工业发展的支撑能力；三是制度支撑层面，持续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三个层面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力。在这方面，不仅要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和制度环境完善， 发挥我国强大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优势，促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还应该注重从产业发展需求和机理层面，推动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机制、新型成长需求激发机制、未来场景建设机制、高端要素优化配置机制、产业竞争力提升机制和市场主体活力激发机制， 等等。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战略政策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