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 吉
人口发展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人口国情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基本国情。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始，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焦点在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那么从本世纪20年代以后，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已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促进我国人口健康发展的总目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当前我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的情况及其变化的趋势性特征，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党和国家新时期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 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持。根据普查结果，2021年我国总人口（ 扣除港澳台居民及外籍人员）达到14.12亿人，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 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 死亡率为7.18‰。出生人口与出生率已经接近死亡人口和死亡率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新低。与2010年“ 六普”时期13.40亿人口相比， “七普”时我国新增人口7205 万人，增长5.38%，年均增长0.53%。比2010年年均增长下降0 . 0 4 个百分点， 人口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从人口年龄结构看，2021年我国0 — 14岁人口2 . 5 3 亿， 占总人口17.95%；15—59岁人口8.94亿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2.64亿，占18.70%。与2010年相比， 劳动年龄人口（1 5 – 5 9岁）比重下降了6.79 个百分点；少儿人口（0 — 1 4 岁） 和老年人口（ 6 0 岁及以上）比重分别上升1.35和5.44 个百分点，少儿人口比重略有回升，老龄化程度加深。数据表明，我国今后将长期面临人口均衡发展的压力。
当前客观存在的人口再生产态势，前所未有，令国人担忧。事物总是一分为二，有因有果的，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新时期我国人口情势，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有针对性的良策，对于我们放下包袱，化解忧患，增强信心，贯彻落实好新时期党和国家人口政策，促进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怎样看待新时期我国人口数量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与之相适应人口再生产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人口生产类型已经由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时期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过渡类型，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类型。人口素质越来越高，人均寿命已达 77.3岁，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升至9.91年，文盲率降至2.67%。我国人口形势的全方位转变，由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符合人类社会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一般规律。
迄今为止，世界人口再生产受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决定共经历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演变过程，即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过渡人口再生产类型和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这些与特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具有不同特征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三者结合而成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变化，显示了人口再生产运动变化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反映了人类社会人口再生产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受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医疗卫生和社会条件的阶段性发展水平限制， 人口增长率曾“ 低多高少” 发展十分缓慢， 经历了世代缓慢更替时代。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我国总人口约5.4 亿， 文盲率在80%以上， 人均寿命只有35岁。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当家作主， 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立， 极大地焕发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解放并促进了国家社会生产力、医疗卫生和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 人口也出现了多年的高增长阶段。最为突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生育高峰， 持续长达2 0 多年。第一次生育高峰1949年到1 9 5 7 年， 8 年中人口年平均出生率在3 0 ‰ 以上， 最高年份达到3 8 ‰ ， 平均每年增加约1100多万人； 第二次生育高峰1962年至1973年，12 年中除了个别年份人口出生率均在3 0 ‰ 以上， 最高年份达到4 3 ‰ ， 平均每年增加近2000万人，新增人口达到2.3 亿之多，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直到上世纪7 0 年代中期， 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才开始有所回落， 但是受历史上两次生育高峰带来的人口发展惯性作用的影响， 上世纪8 0 年代开始， 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又将陆续进入婚育期， 复制新一轮更强、更久的生育高峰。鉴于过快增长的人口势头给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巨大压力，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了给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一封公开信， 号召全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如果没有政策的推动， 今天我国人口体量绝不只有1 4 亿， 人口对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绝不会有如此大的缓解， 人均 GDP、国家综合实力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强盛。正是新中国成立7 0 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效应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合力作用， 削弱了上世纪8 0 年代以后可能产生的生育高峰，经济高增长，人口低增长，对提高我国人均生活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起了积极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生育率下降是世界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就已完成了这一转变。当时工业化水平很高的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多年的“婴儿激增”时期之后，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至1.5之间，美国、日本、韩国等也降到较低水平，不少发达国家人口持续出现了零增长或负增长。尽管这些国家政府相应采取了鼓励人口生育政策，但收效甚微，状况难以逆转。发达国家人口生育率降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结果，是人口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客观规律使然。生产力水平对生育率的决定性影响通过多种因素实现，其中最主要的是，机械化、智能化提升使劳动不再追求人工数量而是人工智能；城市化推进使人们生活成本及孩子抚养教育成本加大；女性文化素质及就业率提高、社会地位上升、追求个人自我价值实现；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方便高效的避孕节育方法得到普及；婚姻结构多样化（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单身家庭和丁克家庭比重增加）；现代人普遍追求高品质生活方式的压力；人工流产合法化等等， 都共同助力于人口发展最终走向低生育。而今这些条件在我国也已具备，“少生优育”已成为当今时代我国人口生育观的主流。从哲学的观点看，人类最终要从生育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都要经过由多生到少生，这是人类生育史上更高层次的否定之否定，也是人类对地球的保护，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高增长到低增长是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但是在我国生育率由高向低的转变过程中，由于原生人口体量大， 历史上的生育高峰又过早埋下了人口年龄结构失衡的隐患，老年人口比重日益增大，育龄人口比例渐趋缩小，所以即使每对夫妇从现在开始生育2个或3个以上孩子，由人口年龄结构决定今后一个时期每年死亡人口仍可能大于出生人口， 人口有继续下降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趋势。低生育率已成为未来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 这种新常态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影响将会持续较长时间， 直至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陆续消减， 届时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会得到大的改善， 达到年龄结构相对均衡， 这是人口发展惯性作用的结果。我们要理性地认识到这一点，做好长期接受人口现实的心理准备，积极应对。
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人口数据后，各地陆续发布了当地的数据，根据有关部门对全国30个省市的综合统计，2021年黑龙江、上海等10 个省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出现负数、进入负增长。同时也有9个省出生率高于全国水平（7.52‰），其中贵州和青海达到10 ‰ 以上， 广西和甘肃接近1 0 ‰ ， 贵州、青海和广东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人口出生率相对高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一些中部城市化率、老龄化率较低的地区， 这些地区0—14岁少儿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95%）， 如西藏（ 2 4 . 5 3 % ） ， 贵州（23.97%），河南（23.14%），新疆（22.46%），江西（21.96%）； 宁夏、青海、河北超过20%， 湖南、海南、甘肃、福建、安徽接近20%， 这些地区未来人口发展尚有一定潜力。我们应该积极努力做好工作， 尽可能采取多种符合当地实际的优惠措施加以鼓励，认真贯彻执行好党和国家新时期适度生育政策。
在政策执行中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把握好政策要义和尺度， 按照国家规定的生育指标办事， 杜绝逼迫虐待妇女过度多胎非法生育； 尊重女性合法权益， 反对要求单身女性无条件生育行为； 反对损害女性健康要求女性非法提供卵子、代孕行为；反对为追求多子女而破坏婚姻制度， 达到事实上“ 一夫多妻” 等违法不良行为，净化生育环境。
怎样看待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人口转型时期出现的重要特征。当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64亿、占18.70%，65岁及以上人口1.91亿、占13.50%。全国有1 6 个省份老龄化率较高，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10个省份超过20%。老龄化率排在前4位的是辽宁、上海、黑龙江和吉林，分别占总人口的25.72%、23.38%、23.22%和23.03%。河北、内蒙古和北京接近20%。西部省区较低，西藏仅占8.52%。据预测，2030— 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时期，届时老年人口总量将增至4.6亿左右，约占总人口的1/3。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 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高龄化即长寿化已经凸显。上世纪末联合国人口司首次对全球高龄人口进行预测，认为高龄人口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年龄组，2050年全球高龄人口规模将达到3.70亿人，相当于1998年6600万人的5.61倍，其中百岁寿星人数增长最快，总量将扩大16倍，达到220万人。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体量大、老年人口多，高龄人口增长迅速。据有关资料，1990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人口500万，2000 年达到1200万， 占总人口的0.96%，占老年人口的9.23%； 2050年将达到1.5亿左右，年增长率为4%—5%，同期65岁以上老年人口增长率为2.3%— 2.9%， 而总人口增长率不到1%。目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人均寿命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京、津、沪人口平均寿命已达82岁以上，其中上海市户籍人口平均寿命已经达到84 岁以上。可见，高龄人口也是未来我国总人口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
老龄化进程中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受人口生育高峰惯性作用的影响，我国未来将会产生相应的人口死亡高峰。历史上我国人口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除了生育率低，就是旧时代生产力水平低、生存环境恶劣、医疗卫生条件差、人均寿命短， 造成很高的人口死亡率。新中国成立以后， 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因除了出生率提升， 还有死亡率迅速下降。1949年我国人口死亡率为20‰，1957已经降到11‰以下；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降至8‰—7‰，1977年到2000年死亡率一直稳定在6‰多一点。随着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老龄期，我国人口死亡率已经开始提升：2000年死亡率在6.45‰，2008年上升为7.06‰，2010年7.11‰，2021 年升至7 . 1 8 ‰ 。人口死亡率提高、增长量也在逐年上升， “ 七普” 时年死亡人数已经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 与出生人口量接近。本世纪3 0 年代或者更早些时候我国将出现人口死亡高峰， 这种现象会持续较长时间直到本世纪中期，当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基本消减，我国人口死亡高峰将相继结束。
人口老龄化、高龄化是生育率下降、人均寿命延长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毕竟健康长寿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共同愿望。老龄化和高龄化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较大，比如劳动力老化，劳动人口负担系数上升，社会活力下降、动力不足等，最大的难题是养老问题。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劳动者个体收入水平之间差距较大，迅猛发展的老龄化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突出。加之老年需求结构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给家庭、社会和老年人自身带来较大压力，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是一个具有尊老敬老传统美德的礼仪之国，赡养老人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法律赋予老年人的合法权利。在过去农耕时代， 虽然生产力水平很低但多子多福的大家庭通常几个子女赡养一对老人（父母），养儿防老不成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母生育多个孩子，现在遇到养老问题时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年迈的父母总有养老的归处。如今伴随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我国家庭规模日趋缩小， 供养老人的能力大大减弱。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规模为4.41人；2000 年“五普”时3.44人；2010年“六普”时3.10人；“七普”时降至2.62人。在城市一个孩子面对4个老人的家庭很普遍， “四二一”家庭结构（即一对夫妇抚养一个孩子赡养四个老人）早已出现。随着长寿化时代的到来，家庭生育子女数提升，“六二二”家庭结构也会出现。农村中年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交给老人看护的情况比比皆是， 养老成了养子孙。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加剧，导致空巢家庭增加，目前一些主要城市空巢家庭已占老年家庭40%左右。伴随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步进入老年阶段，空巢家庭将成为我国老年家庭的主要形式。
面对严峻形势，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应对挑战。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等一系列法规、政策，在较短时间努力建立了符合我国现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国家努力扩大内需，发展老年产业， 有效利用政府投资、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兴办社会养老机构， 走出了一条“ 积极、健康、保障、和谐” 应对老龄化的新路子， 让千万个家庭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十三五”期间，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新成就，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从11.6万个增加到32.9万个， 床位从672.7万张增加到827万张。各级政府持续推进公办养老机构建设，加强特困人员养老保障，对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给予补贴，初步建立了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迅速发展，健康支撑体系不断健全，医养结合服务有序发展。2020年全国两证齐全（具备医疗卫生机构资质，并进行养老机构备案） 的医养结合机构5857家，床位数达到158万张。老年精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宜居环境建设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作了专门部署，指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健全婴幼儿发展政策，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为了实施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国家颁布了《“十四五”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从12个方面、39 条全面系统地为积极实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为，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老龄化社会，规划部署了新的蓝图和奋斗目标。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优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使我国经济实力日益强盛， 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就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直面挑战，解决好我国人口老龄化课题。
树立正确的人口观， 促进我国人口健康发展
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持续减弱， 人口老龄化来势凶猛，老龄、高龄、少子化问题突出，人口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为了贯彻落实好党和国家新时期人口政策，促进我国人口健康发展，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1.树立正确的生育观，认真落实新时期党和国家鼓励生育政策
当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大大低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的更替水平。受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影响，未来人口零增长负增长已成趋势。目前我国目标生育人群主要是80后、90后和00 后，我们要大力普及人口国情教育，在全社会树立起“优生优育， 适度生育” 的观念， 把家庭生育和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结合起来；树立生育也是生产、生育也是工作的理念， 努力贯彻国家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 优化社会生育环境， 创造易生条件，特别是在家庭生育、养育、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和生活保障等多方面，切实创造必要条件， 减轻育龄妇女家庭的后顾之忧，促进我国人口健康发展。
2.树立正确的老龄观，积极营造健康的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辩证的观点出发，老龄化有负面性也有积极意义，即人口老龄化过程既是人口长寿过程，也是人口逐步消减的过程，在人口消减的过程中过大的人口体量将得到调整。如果一个国家少儿人口比例和成年人口比例过小，老年人口比例过大，老年人口死亡率会使整体人口年龄结构趋于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老龄化过程也是人口年龄结构逐步实现均衡的过程，不必惊慌和恐惧。一个国家人口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适度，即适应于这个国家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幸福对人口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口发展中深深陷入低生育率陷阱难以自拔的经验教训，抓住机遇，积极应对，从国情出发深入研究我国适度人口数量、素质和结构，促进我国人口在更高层次上长期均衡发展。
3.树立正确的保障观，做好困难群体的养老保障
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养老保障事业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目前正在努力构建兜底性、普惠性、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健康养老需求。在老年人口中，我们要尊重历史，高度关心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家庭，尤其是失独老人的社会养老问题，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弥补和慰藉，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排除后顾之忧， 快乐安度晚年。我们要特别关注迅速增长的高龄人口群体。目前我国8 0 岁以上人口依靠家人亲友生活的占80%以上， 农村占95%左右，生活成本和高医疗费用使家庭不堪重负。高龄人口是社会最脆弱的群体，在人生的整个阶段高龄时期是最难面对的，对社会和家庭依赖性最大，自立性最弱。一项研究显示，就目前的寿命水平， 人活到6 0 岁以后继续生存年限一般为15至20年， 此间健康状况便开始下降，精神孤寂、身体衰老、自理能力减弱，越来越需要他人照料。高龄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要努力提高高龄养老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关心老人的心理健康， 建立高品质的临终关怀机构， 提高老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这也是2 1 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在社会进入老龄化、高龄化即长寿化时代之际，积极研究这一重要的前瞻性课题，从战略的高度提出应对措施，对于我国积极营造健康的老龄化社会，建设健康中国意义重大。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成员、教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