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是人民的理想追求。
12月4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青年企业家峰会”于线上举行。在其中的“创新治理体系，协力共同富裕”讨论单元，业内专家及中外相关机构人士围绕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促进共同富裕最核心的问题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特别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途径。创新治理体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如何理解和把握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表示，在新发展阶段，谋划促进共同富裕之路径、之举措，最重要的是要清晰地理解、认识、把握新发展阶段所发生的一系列新的变化。面对新发展阶段的一系列变化，促进共同富裕最基本、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首先，在新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必须认识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基础上来推进共同富裕的。因此，促进共同富裕必须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谈论共同富裕。
其次，要从“共同”和“富裕”两个关键词分别理解，“富裕” 是要把“蛋糕”做大，做大蛋糕就需要发展，这就对效率提出了要求。“共同”则体现的是对公平的要求，要求把“蛋糕”分好，所以“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是一对辩证关系，在新发展阶段不仅要分好“蛋糕”，而且要做大“蛋糕”，两者是同等重要的。
第三，要区分公平和平等的概念，不能以平等来代替公平。平等是一种状态的描述，比如，基尼系数的指标就是用来描述收入不平等状态，而公平则附加了价值判断情况下对平等状态的认识。公平至少可以分为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个方面，它们之间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虽然我们很重视公平意义上的平等，但不能只关注结果公平而忽略了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在新发展阶段，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较之结果公平更为重要。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应当是绝对平均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拉平收入差距，但其结果可能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因而是不可持续的，搞不好还可能造成共同贫穷。
对于公平与效率在分配的不同环节中体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分享了其观点。他特别提出，分析“零次分配”的概念能更好地理解不同的分配环节中公平与效率平衡的体现。
什么是零次分配？白重恩解释，零次分配是指在进入生产之前，要素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 比如，人力资本方面，不同的人受教育程度不同，其他因素不同， 有着不同的人力资本。因此，零次分配特别强调机会均等，有了机会均等才能有更好的效率。在物质资本方面，零次分配要体现在市场上获得资金的机会，对于农村土地产权交易范围有较大局限，包括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在分配方面不仅要考虑如何分配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集体用地使用权，还要考虑相应产权的流通如何放松的问题，包括产权如何使用，收益如何分配，如何处置， 等等。对于新要素的使用进行规定，也将影响零次分配。目前出现了两个新的要素：一个是数据要素，一个是生态要素。如何根据数据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是一个促进共同富裕的方法。另外，碳排放指标作为生态要素参与分配也将对共同富裕起到正面作用。
“之所以要特别强调零次分配，是因为它跟其他的分配有所不同，尤其是跟再分配不同。零次分配是发生在生产之前，而再分配是发生在生产之后。另外，零次分配既有公平，又有效率，效率和公平没有冲突，而再分配公平和效率需要平衡，因此，如果能够在零次分配中更多地达到机会均等，对于共同富裕的发展会有更大的推动作用。”白重恩如是说。
创新治理模式，形成共治、共享、共建的新格局
高培勇表示，促进共同富裕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不单纯是一个分配问题，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问题，这四个环节都与促进共同富裕之间直接相关。共同富裕甚至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与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生态文明问题为一体的综合体，要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和各领域的高度来谋划促进共同富裕。
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看来，共同富裕离不开治理创新，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最终形成共治、共享、共建的新格局。在共治、共建、共享的过程中要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新格局，有效地促进共同富裕。
第一，人人参与的关键是机会平等。零次分配要注重机会平等， 才能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刘尚希认为，从现实中来看，机会平等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做到。特别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民与市民之间还有诸多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在社会转型、社会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转型、经济改革的条件下，通过加快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来解决机会平等问题，是实现人人参与的重要前提。
第二，人人努力的核心问题是分配预期。刘尚希认为，如何正确处理好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再分配之间的关系，核心问题是分配预期。要使所有人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分配预期，才能鼓励勤劳致富，鼓励创新，实现富裕。无论是再分配还是三次分配都不能动摇或者扭曲分配预期。有了这样的分配预期，整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进而激发社会发展的动力并推动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公平与效率在分配的不同环节有不同的体现。白重恩认为，初次分配要讲效率，这个环节需要不断完善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形成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在今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勤劳的贡献由市场评价，由贡献决定报酬， 创新对社会的贡献也应该由市场评价，按照贡献决定报酬。
在白重恩看来，这首先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公平的市场。一是公平竞争，包括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准入门槛、获得要素、市场和监管的公平性。二是防止企业滥用垄断地位造成不公平竞争，防止企业规避行为带来的社会成本所造成的不公平竞争，防止企业不当的影响监管所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三是人与人之间公平的竞争，要考虑到不同职业人群社会地位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公平竞争。四是要考虑创新与公平之间的权衡，一个公平的市场包括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以及对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还要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完备的市场。
“再分配的过程中，更多地要强调平等和效率的均衡。”白重恩表示， 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要独立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要尽量消除因身份的不同所带来的公共服务的差异，目标是把收入差距和服务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接受范围之内， 在控制差距的同时，也要考虑平等和效率的均衡。
从收入的来源来看，收入主要包括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刘尚希强调，要注意到，作为一种再分配手段，如果转移性收入的占比越来越高，分配预期可能会改变，人们的努力程度可能就会下降。再分配的过程一定要防范其可能改变分配预期的风险，如果在这方面稍有疏忽，发展的动力就会削弱，做大蛋糕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另外，财产性收入、产权的保护和知识产权的保护等，需要法治的进一步健全。
第三，人人共享，保证社会底线公平。刘尚希表示，人人共享是底线公平的概念，人人共享不是平均主义的共享，而是社会要有底线的公平，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发挥作用。一是政府要在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方面起到兜底的作用，保证社会的公平。二是发挥社会的作用，促进底线公平。比如，企业不仅仅是经济人，同时应当具有社会人的角色。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实际上也在强化企业社会人的角色。此外，社会企业在促进共同富裕，促进人人共享，促进底线公平方面也将发挥积极作用。比如，社会组织自主的互助保险， 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险，都有助于社会底线公平。三是三次分配强调慈善，它将有助于底线公平。底线公平不仅仅是收入的概念， 也不仅仅是生活的概念，应当是能力的概念。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如何提高人们的劳动技能，通过能力差距的缩小来促进分配差距的缩小才是根本。
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公益实践和日本公益资本论新模式
2021年5 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战略定位。6 月11日，浙江省委通过《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共同富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率先在浙江探索先行。
敦和资产管理董事兼总经理张志洲介绍了浙江探索共同富裕尤其是乡村振兴及共同富裕视角下的浙江民生需求与慈善发展情况。他表示，由于农村地区本身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脆弱性，乡村振兴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一是集体经济较弱，新兴产业发展较慢。浙江村级集体经济较薄弱，年收入平均不到300万元。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单一，以种植业为主， 新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二是发展机会不均，乡村人力资本不足。村民及村委会成员学历普遍不高，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10年。乡村从业人员平均年龄在48岁以上，近几年少有大学生返乡工作。三是保障力度不足，公共服务效率不高。教育方面，近十年来调查村中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人数极少。医疗方面， 尽管调查村均已拥有村卫生室， 但医疗水平不高，医疗床位等基本设备缺乏，导致部分村民尤其是绝大多数年轻村民将“进城看病”作为第一选择。养老方面，尽管部分调查村内有养老综合服务中心，但使用率极低。“老年食堂”“送餐上门”等养老服务在财政补助减少后难以为继。
张志洲进一步指出，各类社会公益慈善基金是凝聚全社会共同奋斗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截至11月24日，浙江基金会（含省本级和民政部注册）数量达到872家，数量全国排名第二（广东第一），长三角排名第一；其中包含154家企业和企业家基金会和718家筹款型公益基金会。浙江基金会净资产约190亿，位列长三角第二（上海第一）；2020年度公益支出约61亿元，位列长三角第一。这些基金会都有标杆性和典范性的公益实践来参与共同富裕。
比如，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通过影响力投资支持乡村振兴，是目前国内资产规模最大的慈善信托基金，也是首个资产规模超过百亿的慈善信托；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助力精准帮扶。新湖集团及新湖慈善基金会从2018年起到2020年在浙江对口帮扶的国家深度贫困地区实施“新湖乡村幼儿园计划”，发展学前教育。新建、改（扩）建近250所“新湖乡村幼儿园”，为所在地区学前儿童毛入园率达到国家“十三五”规划确定的85%的目标助力；敦和基金会助力浙江农村青年创业增收，探索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2017年，浙江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与敦和基金会达成合作意向，共同发起“浙江省农村青年创业增收精准帮扶计划”。该项目在浙江山区26县中选定了5个县实施， 支持50个农村创业项目，包含种养殖业项目，农产品电子商务项目， 来料加工、民宿等服务业项目。通过资金支持、导师帮扶和培训辅导，帮助农村青年建立稳定的增收渠道，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不少青年人选择乡村开展创业增收，一方面增加了乡村的发展活力，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及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社会顶梁柱的青年人扎根乡村，也有助于缓解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空心村”容易产生的问题。
通过公益实践，张志洲认为， 将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基金会、公益组织及微观主体相结合联动的方式能够较好助力乡村振兴，并将在“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探索实践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倍乐生控股集团名誉顾问、福武财团理事长福武总一郎介绍了日本企业为社会做贡献的一种新模式——公益资本论。这种模式正在日本人口萧条地区的创生和实践，保证了企业社会活动的可持续性。他认为，当今社会已经不只是物质丰富、服务便捷就能让人们满足的世界了，我们正在面临着环境问题、不平等造成的贫困等社会挑战。为社会创造财富，只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企业自身也要负担起责任，共同参与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例如，福武基金会、倍乐生公司、创业家族三者确保可持续运营的模式，福武基金会负责运作管理，倍乐生公司提供股票的分红， 同时对公司股票进行管理，福武家族从自持股权中捐赠出一部分，使基金会成为倍乐生公司的大股东。福武财团现在拥有倍乐生公司8% 的股票，每年的运营费大部分来自于倍乐生的股票分红，由于通常的捐赠活动无法保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公益资本为企业或富有人群实施稳定可持续性的公益活动提供了资金保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这正是实践中的企业为社会做贡献的公益资本论新模式。
农村地区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薄弱环节，如何促进农业变强、农民变富、农村变美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任务。福武总一郎分享了日本直岛、犬岛、丰岛用现代艺术活化乡村的经验，并将直岛模式引入我国山东农村地区。
福武总一郎认为，部分来自城市大型商业模式的产业振兴，在提高产量的同时破坏了当地的社区。应当重视保护既有的农村社区，同时在振兴农业方面做出努力。一是选择适合当地的农作物，推进品种改良，提高品质。二是发展一次生产、二次加工、三次销售的农业产业化活用电商网络平台。从而减少中间商的环节，保证利润最大化回馈给当地的农民。三是推行与当地农民共同推进、相互扶持的集体农业模式。四是建设农村振兴学院， 开展提高农民水平的技术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