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
2019年10月31日，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首批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按照中央要求，开展了大量改革创新的探索， 取得了明显成效。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必须密切结合我们工作实际，用四中全会精神来指导智库建设和各项具体工作，不断增强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能力，为服务中央科学决策做出新贡献。
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以来，党的多个重要文件都将其作为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公开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出，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
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要“健全决策机制，加强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强化决策执行、评估、监督。”智库之所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是由智库在科学决策过程中的独到功能决定的。
1.以政策研究与评估为本职， 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无论大事小事，决策正确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就高度重视决策。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很多专门出主意的谋士，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智库。现代智库只有100年左右的历史。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智库， 其成立可以追溯到1916年，是著名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一百年前美国之所以出现现代智库，是因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带来种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需要进行专门研究。后来， 世界各国都有大量智库出现，智库数量急剧增加。从全球来看，2019 年TTCSP全球智库数据库中列出了8248家智库，其中，欧洲2219家， 北美2058家，亚洲、中南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智库数量分别为1829家、1023 家、612家和507家。从国别看，美国智库数量居首，1871家，印度为509家，中国智库数507家，居全球第三位。
改革开放后，面临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国务院成立了以资政为职能的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这些都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长期性问题开展研究，同时也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为中央很多重大决策提供了科学支撑。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了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和部署，出台了高端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智库建设， 中国智库的整体水平与能力得到有力提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首批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在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建设和能力建设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为中央决策服务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政策研究成果的质量与水平持续提升，彰显了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人们把智库的基本职能概括为资政启民。资政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为政府决策直接提供政策建议，这容易理解。为什么强调启迪民智呢？这是因为，有一些重大政策建议从提出来到成为政策，需要先在社会上凝聚共识。中国的人口政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人口到底是多好还是少好？其实一直都有不同的看法。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认为人多力量大，主张多生孩子，我国人口急剧增加。其实，人口是把双刃剑，如果把人充分用起来，就是人力资源。但是人口的再生产，如果和经济发展脱节，人口增长得太快，就变成人口负担。人口过多，消费率就高，储蓄率低，投资率低，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影响到人均收入水平，粮食供给处于紧平衡状态，一旦遇到天灾，还可能出现重大人道主义灾难。看到人口过快增长的挑战，马寅初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发表了《新人口论》，提出了计划生育的主张。这一主张和当时主流认识不一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受到了批判，有人说马寅初所姓的“马”不是马克思的“马”，是马尔萨斯的“马”。意指其“人口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寅初被打成“中国的马尔萨斯”。直到上世纪70年代，人们对人口过多带来的问题有了切身感受，“新人口论”提出的计划生育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计划生育成了我国的基本国策。也就是说，新人口论从提出到变成决策，经历了约20年时间。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情景？中国经济不可能发展这么快， 因为大量的储蓄会被多余的人口消耗掉，储蓄率低，投资率低，增长率下降。所以，这个问题要历史地看。今天在新的人口形势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口政策？这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
智库直接的成果是推动公共政策的形成。有的公共政策提出来， 可能迅速被决策者接受而成为公共政策。但是，越是重大的政策，越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全面考虑，可能花的时间就很长。
政策评估也是智库的重要职能。政策评估与政策研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区别。政策评估包括事前评估、事中评估、事后评估。事前评估是在一项政策实施之前，对政策方案进行评估，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在涉及经济与生态领域的改革方案时， 很多都要求开展第三方评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很多部门都承担过相关任务。事中评估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例如我国实施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现在通常会在实施过程中，进行五年规划的中期评估，及时发现问题，修改完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多次做过五年规划的中期评估。2013年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进行大胆探索。从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后，每年都进行一次第三方评估，总结梳理取得的进展，分析存在的不足，提出下一步工作重点的建议。近年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牵头开展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几次年度评估、海南自贸区一周年评估， 以及全国自贸试验区五年评估等。所谓事后评估，是在一项政策实施完成后对效果进行评估。比如，2016 年初国务院批准在15个城市和新区实施为期2年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方案》，在试点结束之际对方案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牵头开展的第三方评估充分肯定了试点的成效。在此基础上，商务部又推出了《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2.准确开展政策解读，助力政策实施。政策制定后，能否得到有效执行和实施，取得预期政策效果， 取决于执行部门是否准确理解政策，也受社会公众能够理解、接受和配合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大国， 各地的差别非常大，中央的政策不可能特别细致具体，如果特别细， 可能适合北京，但未必适合贵州， 或者甘肃。所以，要求政策在全国普适就不能太细，政策实施需要地方各级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更加细化的方案。如果地方搞形式主义，以文件落实文件，中央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反之，搞层层加码，用运动式、一刀切的办法来贯彻，也会过犹不及。同样一个政策， 有的地方贯彻得好，有的地方相对差一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负面效果， 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细化的时候，执行层是不是准确地理解了中央政策的精神实质。所以，政策解读对政策实施很重要。政策解读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给各级党委（党组） 中心组学习作辅导报告，去党校讲课，参加论坛做报告，在媒体发表文章等。如果说政策研究要讲究科学性，那么政策解读则要强调准确性。这就要求智库专家首先自己要学懂弄通，而且能够准确地把中央的政策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执行层面和社会各界理解。
3.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开展智库外交。当今世界，除了政府间外交活动外，公共外交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而言，公共外交的作用不可或缺。智库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其作用是多样的，一是学习国际经验，支撑科学决策。智库对其他国家开展深度调查研究，总结和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本国实际提出政策建议。二是增进相互了解，促进国际合作。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领导人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窗口， 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三是讲好中国故事，消除误解，凝聚共识，助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四是借助国际智力，为我所用。我们与国际组织、国外智库、跨国公司开展联合研究、举办论坛等多种活动，为我国发展建言献策。五是开展智力援助，分享中国经验。
新时代智库的任务更加艰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把握好两个大局，一个是世界格局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个是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大局。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需要准确判断与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今年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更加宏伟的新目标，需要与时俱进制定新发展战略，研究和解决新问题，采取新举措，构建新体制。时代给智库提出了新考卷，智库必须回答好这些新问题，才能不负时代的要求。
1.中国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深入研究国际格局变化的根本原因与主要动力，才能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演变的新趋势，分析国际形势演变中所蕴含的新机遇新挑战。前几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中长期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的战略选择”确定为中心的年度重大研究课题，组织全中心的力量开展深入研究，最终形成了《百年大变局——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这部重要的研究报告， 2018年在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在这个课题研究过程中，贯穿了三个关键的重大因素的影响，就是新技术革命、大国博弈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回顾历史，从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是推动国际格局洗牌的基本动力。每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带来新机遇新挑战。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未来的改变会更加深刻。迄今为止，我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在数字革命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了不错的进展，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的应用方面，有些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发的小视频，他会说流利的中国话，他说在中国生活时可以方便地叫外卖、用手机支付、享受便宜的滴滴打车服务，回到澳大利亚后，感觉生活很不方便， 特别怀念在中国的生活。这个小视频说明，我国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在核心技术、基础部件、系统软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面对新技术革命，我们要深入研究，新技术革命还会带来什么重大机遇？对生产方式会带来什么样革命性的变革？不论是新工业革命也好， 还是工业互联网也好，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后来居上？ 如何在坚持开放合作的前提下，克服“卡脖子”问题？如何保证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经济安全？可以说，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给智库提出了很多新问题，需要回答。
大国博弈一直是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我们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把我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多方采取措施，除了挑起大规模的贸易战以外，还在战略上遏制，技术上“脱钩”，规则上打压，体制上抹黑。美国学者甚至提出了中美会否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针对中美贸易摩擦，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中美博弈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全面性，将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是必须面对的一个大课题， 有很多新问题需要智库去回答。例如，现在中国是能源进口大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0%，如果能源技术没有革命性的变化，这个格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就很难逆转。过去几十年美国也是石油进口国，中美有共同利益，都希望全球油价不能太高，确保全球的主要产油地区稳定和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但因为页岩气革命，现在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从一个石油进口国变成为出口国。现在美国希望我国采购他们的油气资源。美国从一个石油的净进口国变成石油的净出口国， 将对全球能源的地缘政治产生深刻影响。从一个出口国的角度来说， 他希望油价高一点，对我们来说， 油价高我们将承担更多的成本。如何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另外， 人们难免要考虑，如果大量购买美国的油气资源，会不会形成对美国能源的依赖，未来美国会不会把石油作为一种武器？以史为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石油进口的80% 依赖美国，美国人曾经把石油当成武器，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
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经贸规则加速调整，也是推动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因素。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对经济全球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来美国强调“公平贸易”，单边采取了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法官的遴选， 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WTO改革问题提上了日程。与此同时，区域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成为新的经贸规则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加速变革，为我国参与改革提供了新机遇。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他发达经济体针对中国制定新的经贸规则如国有企业的补贴问题、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如果应对不得力，我国在新一轮规则制定中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总之，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智库要进一步增强综合研判能力，分析新机遇新挑战；智库也要进一步增强战略谋划能力，提出应对百年大变局的新思想、新战略、新对策，使我国能够继续趋利避害，加速发展。
2.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收官，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已经确立，开启了新征程。
建设现代化强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实现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落实到发展的实践中。难的是全面落实，即强调发展理念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在实践中同时体现五大理念的要求。
高质量发展需要实现发展动能的转换，从以往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转向更多依靠效率的提升。这就要求我国加快增强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快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求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提高，区域分工更加合理，区域合作更加高效，区域一体化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求发展方式更加绿色可持续，生态改善环境优美，节能减排持续推进，能源效率持续提高。转向高质量发展还要求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实现开放发展，如何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下趋利避害，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上提升中国的分工地位，如何用好全球资源增强开放创新的能力，这些都是亟待回答的问题。最重要的是， 高质量发展是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发展，国民更加公平地分享发展的成果，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要实现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 关键在于构建一整套有利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引导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认识到，转向高质量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艰苦奋斗的过程，是需要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
总之，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无论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都对智库提出了新要求，智库的任务更加艰巨，也大有作为。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任务， 智库工作人员应该自觉地担负起这个历史责任，用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服务科学决策。
加快建设高水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过去几年，智库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与时代要求相比， 与中央科学决策的期待相比，无论是政策研究的水平与质量，还是人才、体制机制，都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1.加强政治思想建设与组织文化建设，增强智库工作人员的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首先，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社会不同群体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各自局部利益。政策研究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会产生不同的政策取向。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党中央国务院直属的智库，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坚守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根本宗旨，把这作为政策研究的基本立场。具体到每一项政策研究的时候，要把这个根本宗旨贯彻在每一项政策建议上，要善于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以农产品价格政策为例，价格到底是高了好，还是低了好？回顾我国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农业政策，在工业化初期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加速推进工业化， 要调动各种资源来实现工业化，因此，把农产品价格压低，依靠工农产品剪刀差积累建设资金。后来为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还实行了农产品保护价，取消了农业税，加大对农业补贴的力度等，以更好地保证粮食安全。这都是为了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做出的决策。任何一项具体政策，都免不了让某一个群体在这个政策上受益多一点，某一个群体受益少一点，甚至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作为国家所属的智库，我们始终要从大局出发来研究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所谓保持政策研究的独立性，最重要的就是自觉与特定利益集团切割，绝不能从局部利益出发，为特定部门、特定地区和特定群体的利益游说。我们提出政策建议是不是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来考虑，这是政治素养问题。要提高政治素养，就要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政策研究，力争做到学懂弄通，知行合一。其次，要加强组织文化建设，不断改进作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组织文化是什么？ 就是“唯实求真、守正出新”。要求我们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唯上、不唯书， 只唯实，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要端正作风，既不哗众取宠，也不无病呻吟。要勇于创新，不人云亦云。
2.加强能力建设。智库要有所作为，不仅要有正确的立场，而且要有相应的履职能力。因此，能力建设是一流智库的基础。一是选题能力。提出一个好问题，是优秀政策研究项目的起点。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中选择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 需要“急领导之所急，想领导所未想”，前者是决策者当前需要马上决策的问题，智库要发挥自身优势，为决策者提供决策的方案，支撑科学决策；后者是尚未进入决策者视野，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问题，智库要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案，引起决策层重视， 推动问题的解决。《黄帝内经》载：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治“已病”的医术固然要求高，治“未病”对医术的要求更高。对智库而言，要有能力治“已乱”， 更要有能力治“未乱”。二是调查研究能力。政策研究区别于一般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在于其问题导向和解决方案导向，因此必须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调查研究是开展政策研究的必备基本功。既要善于解剖麻雀， 从典型案例中找到规律，又要善于用好各种统计数据，开展定量分析，还要尽快学习新的调查方法。多年来， 人们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调查研究方法，如案例调研法、问卷调查法、德尔菲法、统计分析法等等。近年来，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像大数据等新的调研方法正在涌现出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的大数据实验室利用大数据开展经济形势分析，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三是综合研判能力。优秀的智库既要能够见微知著，见叶知秋，对趋势性变化前瞻性做出准确判断，又要能够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找到问题的根源，这就要求具有较强的综合研判能力。公共政策问题是经济社会复杂系统中的问题，分析与解决政策问题不能依靠单一学科，而是需要多学科的理论、多种分析方法相互结合、相互验证。在进行分析研判时， 要尽可能把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组织起来，一名优秀的智库专家也应该努力具备多种学科知识，熟悉多种理论，把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系统科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四是战略谋划能力。政策研究要从全局高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必须具备较强的战略谋划能力。研究者要有历史眼光和动态眼光、全球视野和宏观视野，要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解决方案才能既有顶层设计，又具可操作性。在多数情况下，解决问题往往面临多重约束，同时需要兼顾多重目标，因此，解决方案往往没有最优，智库需要在多方案比选的基础上，为决策者提供几种不同的备选方案，指出不同方案各自的长处与不足。五是成果传播能力。一流智库要有较强的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政策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是发挥影响力的基础，要善于把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提高决策影响力，要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积极主动将政策研究成果提交决策者和相关政府部门。提高社会影响力，要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媒体关系，主动策划，及时发布。提高国际影响力，要熟练运用国际通行的表达方式，向国际社会传达研究成果。成果传播的载体与方式多种多样，如内部政策简报、公开的报刊图书、论坛、发布会、政府部门的听证会、政策研讨会、宣讲授课、文件起草等，还有随着信息技术进步影响力日益上升的官网、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优秀的智库需要熟练运用传统与新兴传播工具、合理利用内部与外部平台， 取得最佳成果传播效果。六是国际交流能力。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这要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具备相应的国际交流能力和国际影响力。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英语传播平台，如英语官网、英语刊物，高端国际论坛，要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经常性地与国际同行开展各种交流，打造国际智库网络，加强国际媒体关系。七是资源整合能力。政策研究是需要多种资源投入的活动，优秀的智库必须拥有很强的资源整合能力，拥有稳定充裕的经费投入，建设高水平的政策研究基础设施，吸引高水平的研究人员，获取及时的信息资源，建立稳定的智库合作网络，真正形成“小中心、大网络”的研究体系。八是组织管理能力。近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自身实际出发，着力推进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和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学习借鉴国内外优秀智库的经验， 查找不足，及时补足能力短板，增强为中央决策服务能力。
3.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是建设一流智库的关键。人才队伍是由多层次人才构成的，要有一流的领军人才，也要大量的骨干研究人员和管理与服务支撑人员，其中，一流的领军人才是最稀缺的，没有一流的人才，不可能有一流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这为智库人才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智库要把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有机结合起来，从中国人才流动的现实看，要特别重视培养人才。当前，智库面临激烈的人才竞争，新建智库如雨后春笋，加上投资银行等商业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都在和智库争夺人才。因此，智库要高度重视引才聚才。一是要事业聚才，为人才发挥聪明才智提供良好工作环境，为其提供服务国家推动社会进步的平台，增强其从事政策研究的荣誉感、自豪感。在社会上不断提高智库的良好形象，让智库工作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二是要感情聚才，营造一个团结友爱的人文环境，相互尊重，相互关心， 心情舒畅。三是要待遇聚才，提供适当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让智库工作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另外， 要重视制度聚才，对各类人才的工作有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让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4.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智库体制机制，包括组织管理体制、经费管理体制、人事管理体制、研究项目管理体制、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外事管理体制等。目前，智库体制机制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尚未建立起一套符合智库运作规律的管理体制，政府所属智库往往“参照” 公务员管理或“参照”科研事业单位管理，民间智库不得不注册成企业，承受与企业一样的税负，从业人员职称评定等很多现实问题无法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这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牛鼻子”。需要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出发，按照智库运作的规律，把国际经验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尽快建立起一套智库的法规和制度，对智库的法律地位、税收制度、财务制度、人事制度、外事制度等做出安排。各个智库在这个总体制度框架下，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管理制度。
总之，我们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一定要紧紧结合我们的工作，大力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进一步增强从事政策研究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为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贡献。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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