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5月30日，我国三大顶级科技会议——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九大在京同步举行，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会议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意义之重，舆论评价只有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堪与之相提并论。
38年前，改革开放伊始召开的那次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作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此次“三会合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要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创新发展，事关中国经济迈向“双中高”阶段，亦事关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重视和强调创新，体现了中央对全球发展大势的深入洞察和对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谋划。中共十八大正式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发展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去年，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顶层设计”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发布，其后又出台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不久前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则明确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三步走”目标，即：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方向既定，路线图已明，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需要特别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决定改革走向及成效的核心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同样需要抓住这个“牛鼻子”，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总体而言，政府要从以往的重政策扶持转向重环境建设。创新往往不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扶持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政府应当尊重市场和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避免以直接给钱、给政策的方式来扶持特定行业或企业，也要尽量减少对技术方案、技术路线的微观干预。而是要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保障公平竞争、改善教育培训等，着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条件。同时，财政资金有必要更多投入到基础研究领域。国际经验表明，在R&D（研究与开发）当中，R通常比D更“花钱”，政府和市场需要在这方面有所分工。
二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就宏观来说，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诸多方面，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必须统筹考虑，协同推进。而具体到科技创新本身，也存在着科研体制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问题。体制机制创新与技术创新，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转动。但前者无疑具有主导、引领作用，唯有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才能激发创新活力。近期的屠呦呦、韩春雨等案例更是促动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反思。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下一步，需要按照中央几个重要会议和文件的部署，做好一系列制度安排、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三是“软”创新与“硬”创新的关系。所谓“软”创新，指的是商贸、服务、金融等领域的创新；与之相对应，“硬”创新主要是指制造业等生产领域的创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蓬勃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催生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商业模式、新经济形态。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年来，较之于消费、娱乐等领域的创新和创业，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和创业大为滞后。许多权威机构的研究报告和统计数据都显示出这一点。长此以往，恐会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及产业的空心化、泡沫化，不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为此，需要以“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战略为依托，大力推动实体产业的技术创新。
四是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以市场换技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技术进步的一条基本经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有人主张更多地转向“自主创新”，降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这种观点固然不错，从发达国家的创新发展历程来看，从技术追赶到自主创新是普遍规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也提出，创新能力要从“跟踪”为主向“并行、领跑”为主转变。但需要注意的是，自主创新不等于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跨国流动更趋明显，全方位推进开放创新是我们的不二选择。要以放眼全球的视野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吸纳、整合、利用国际上的各种创新资源，迅速而有效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创新的春天来了，除了阳光和雨露，更需要踏踏实实的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