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3月21日-23日，北京天气晴好。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恰逢此间召开，不少网友称这是继“APEC蓝”之后的又一福利——“国发蓝”。
与“国发蓝”相呼应，在本次论坛期间，新常态下的中国能源环境问题不仅被中国政界高层、学界及企业家多次论及，亦受到国际知名学者、跨国公司巨头的高度关注。在3月21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经济峰会”上，24个分会场中有3个专门讨论能源环境问题，主题分别为“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超越哥本哈根”“节能减排与大气污染防治”和“大变动时代的世界能源格局”。另外，经济绿色增长、新型城镇化、社会公平等若干个分会场的讨论内容亦与此相关。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质量更优。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否引领中国经济向着高收入、低污染、能源安全且高效利用的方向发展？又将为中国能源环境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提供哪些崭新的空间？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度越来越高，中国在世界能源环境格局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节能减排：环保考问企业
在本次论坛开幕式上，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场景：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致辞时忽然脱稿，转提环保。在这段脱稿演讲中，他以京津冀地区的雾霾问题为例，称中国式发展付出了代价，要采取有力措施，重点对大气、水、土壤的环境问题进行治理。
破解环保困局，企业毋庸置疑是最重要的着力点之一。在生产过程中，工业企业是绝大多数污染行为的直接责任者，特别是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而在产业升级、结构转型过程中，工业企业又是新技术的有力践行者和推动者，节能减排技术亦在此列。
在本次论坛上，来自电力、煤炭、油气等行业的多位中外企业界人士从自身出发，谈及节能减排 议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电力行业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董事长乔保平表示，中国多年来的高速发展透支了环境，中国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日益强化，节能减排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压力越来越大，而这“已经成为电力行业发展的硬约束”。他表示，绿色低碳将成为今后电力行业增长的主要方式。
中国华能集团总经理曹培玺认为，电力企业应大力减少散烧煤，加快实施清洁高效的发电替代，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这样能够显著降低大气污染。他提供的数据称，电煤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大气污染排放将减少1.5%。目前中国实施电能替代的空间很大，建议大力推进电气化建设与改造，将各种工业和生活散烧用煤向煤电集中，提高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水平。
在中国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玉卓看来，“煤炭绿色发展是必然趋势，其核心是开发利用的清洁化”。多年来，煤炭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屡遭诟病，其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煤炭开发过程中的开采沉陷、矸石堆积、矿区排水问题，煤炭使用过程中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氧化氮等污染物排放，以及酸雨和粉尘问题。
煤炭清洁化，其内涵则包括由相对粗放的开发方式向集约化开发方式转变，由高排放利用向低排放、超低排放转变，由单一燃料向燃料和原料并重转变，由单一能源系统向互联智能能源系统转变。此外，煤炭开发还应注重保护水资源、地表恢复、高效智能开采及共/伴生资源回收。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杨华则强调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对节能减排的重要性。他表示，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能源消费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从中长期看，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长的态势不会有太多改变，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目前中国人均的能源消费量还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能源发展依然具有广阔前景。2014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左右，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大约16.9%，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能源结构相比，中国能源结构的优化还有很大空间。
能源结构优化，需要新的技术、政策支持。曹培玺说，在当前的产业发展阶段，清洁能源存在建设成本高、送出和消纳程度低等问题，清洁能源投资风险进一步加大，急需强化扶持政策，建议进一步增强清洁能源行业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建议在财政、税收、电价科研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支持能源企业开展前沿能源技术研发示范与应用，促进电力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英国天然气集团首席执行官龙海歌则提醒，政府在制定政策框架时应确保环境外部性得到正确评估，能够反映能耗和技术的真实情况。为了达到更好的目标，政府还需要跟企业开展合作，确保监管能够充分反映企业和市场的运行机制，同时要确保行业所推动的技术创新能够在政府层面上得到广泛应用。
乔保平特别呼吁，加快建立成熟稳定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因为价格是市场配置资源最重要的信号，无论是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减少资源浪费，减低污染排放，还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都需要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与环境成本，能够充分体现和及时传导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给社会和产业上下游以稳定的市场预期。
油价下跌：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今天这个会场在座的人好像没有去年多，去年人都坐满了，今年不太满，可能是因为现在能源需求不太旺盛。”在“大变动时代的世界能源格局”分会场，中国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玉卓以这句玩笑作为个人发言的开场白。经历了2014年下半年至今国际石油价格持续走低、国内煤炭价格接连下探的听众们，对此回以一阵无奈的笑声。
国际超低油价因何而起？除了美国原油产量及商业库存持续攀升，OPEC国家未减产，海湾地区、俄罗斯、委内瑞拉等依赖于石油收入的出口国财政收支紧张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外，作为世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从去年起放缓亦是国际油价下跌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是两位国际能源巨头——荷兰皇家壳牌公司首席执行官范伯登和道达尔集团首席执行官潘彦磊的共识。
未来油价走势如何？张玉卓亮出的观点是：“目前超低的石油和煤炭价格，我认为是不可持续的。”杨华对此亦表赞同，他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现代化大背景下，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将推动全球石油供需和价格的不断自我校正，在变化中形成新的平衡，未来2-3年受供需基本面宽松、美元走强的因素影响，可能会有一个被市场校正过的相对低价运行的国际油价环境。
低油价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麦格希财讯集团为本次论坛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给出的答案是，中国需要明了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低油价时期为中国经济助力，如何在政府干预和全面放开之间取得适度平衡，从而确保长期的能源安全。
这份报告认为，中国抓住低油价时机上调了成品油消费税，这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发展国家的战略与商业储备。这份报告还建议中国更加透明、及时地提供石油库存的有关信息，因为库存的不确定性可能引发市场投机，并导致价格波动。此外，这份报告提到，中国已经采取重要措施发展价格发现机制，如果中国建立起自己的价格发现机制，并提高石油行业的透明度和效率，中国将可从一个被动的价格接受者演变为亚洲的区域领导者，而这将进一步支持中国融入国际能源市场。
对于中国如何更好地融入国际能源市场，美国UL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伟廉仕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在国家能源战略中写入能效；二是更好地利用标准促进能源效提升；三是统一各地标准，从而减少生产厂家的成本，真正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全球贸易；四是建立公开有竞争力的市场。“中国需要更多的能源，如果能够更好地提高能效，则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他说。
气候谈判：中国力促全球共赢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尼古拉斯·斯特恩提交本次论坛的一篇论文题为《中国的“新常态”：更好的增长，更好的气候》，该题目正体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一种声音：进入新常态的中国，应当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国际责任中承担更多。
在斯特恩看来，即将于2015年底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下称COP21），或许将迎来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重要转折。“随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设定和新的国际融资平台搭建等重要的多边进程达到高潮，气候谈判应当有一个新的局面”，斯特恩认为，今年的COP21对于达成新协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而对中国在COP21中应当承担怎样的角色，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超越哥本哈根”分会场，斯特恩与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李俊峰之间展开观点交锋。
斯特恩对中国在COP21的表现有很高期待，他表示，中国既是经济大国，也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同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经济事务的领导者之一，并且在科技创新和供应链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所以中国应该制定一个本国的气候变化目标，尽快达到排放峰值，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鼓励其他国家树立明确目标和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斯特恩此番言论意有所指。此前在2014年11月12日，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根据这份声明，中国承诺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而斯特恩在前述学术论文中认为，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最高峰值可能出现在2020年。在斯特恩看来，中国的承诺相对保守。
李俊峰表示，国际社会应该看到中国有减排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应当有耐心。“希望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外国专家，多看一看中国的努力和困难”，他说，中国重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一直在积极减排，但这背后的困难和挑战应被客观看待。他举例说，同是控制煤炭用量，美国的几千座燃煤电厂大多数建于1960-1980年，现在基本到了淘汰期。而中国的燃煤电厂，大多数到2030年仍处壮年期，“如何淘汰掉，对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很艰难的选择。”
对于COP21能否形成一份具有实质内容且在国际上具有广泛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文件，李俊峰认为，能否形成这种文件并非最为重要，关键在于各国都能向同一个目标迈进，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能力作出比较恰当的判断，并做出相应的减排努力，而不是更多的相互批评和指责。他比喻称，应对气候变化就像一场广泛参与的马拉松竞赛，每个参赛者根据个人能力，可以参加全程，也可以参加半程；可以跑10公里，也可以跑3公里，重要的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既定目标。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认为，COP21能否达成协议，难点集中在两方面，4个焦点。“一方面是根本性问题——减排和资金，另一方面是技术性问题——法律的约定性问题和减排的测量、报告及确认问题。4个焦点则是目标、资金、法律约束力、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制度）。”
在李俊峰和潘家华看来，对于COP21达成怎样的协议不必预期过高，各国应相互理解，向前看，更包容。“彼此能够理解，那么就会寻求合作，实现共赢。”潘家华说。
3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本次论坛的外方代表并回答他们的提问。其中，他特别提到，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不会回避这个责任，而且中国自身转变发展方式也需要走绿色发展之路，来推动低碳、循环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是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在峰值上做出了一定承诺，就是到2030年左右争取达到排放峰值，而且在单位排放的强度方面，我们提出的努力目标也很高，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
李克强表示，中国是一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如果煤炭的清洁技术能够发展起来，所起作用是巨大的。在这方面我们自己在攻关，也希望引进国外的技术，比如中国的页岩气储量排在世界前列，但是在技术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欠缺，也需要与国外合作。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13亿人口大国，要实现减排的目标，不仅是中国要做出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时更需要国外的清洁能源技术向中国开放，这将会缩短中国达到努力目标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