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伟
内容提要：
当前中国人口发展正呈现明显的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对人口总量和结构产生深远影响。2022年，中国首次出现年度人口负增长，2023年人口总量进一步减少，预计人口负增长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发展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人口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生育率持续降低，这是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进入一定发展阶段以后普遍存在的现象。人口负增长有其必然性和长期性，也有中国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人口负增长显然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应对人口负增长，还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战略和政策。
2022 年，中国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4.9%，按照国际标准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图/ 中新社
正如许多发达国家所经历的那样，当前中国人口发展正呈现明显的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对人口总量和结构产生深远影响。2022年，中国首次出现年度人口负增长，2023年人口总量进一步减少，预计人口负增长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发展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人口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生育率持续降低，这是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进入一定发展阶段以后普遍存在的现象。有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由于生育率降低，27个国家（地区）的人口负增长率超过1%，2050年人口负增长率超过1%的国家（地区）将达到55个。
人口负增长有其必然性和长期性，也有中国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的特殊性。首先，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收入水平提升和中西方文化交流加深， 中国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家族观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逐步弱化，尤其在“90后”“00后”中可以说已十分淡薄，已经很难说是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观念。其次，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人员流动区域扩大和就业居住不确定性增加，以及家庭规模小型化，传统意义上的养儿防老机制已不可靠。特别是随着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 对养儿防老的依赖性也在降低。更为突出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养育子女的综合成本过高，制约了生育潜能释放。这里的成本是指综合比较成本而非绝对成本，从绝对成本看，西方发达国家按美元计的育儿费用比中国高得多。但是，相比家庭收入水平，中国育儿成本又远高于西方国家。尤其是国内三线以上城市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住房等成本太高，极大抑制了生育意愿。还有，女性怀孕期、生育期的鼓励支持政策欠缺，就业的竞争压力过大。这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中国未来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将比发达国家更难以遏制。
人口负增长显然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养老问题。中国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2022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4.9%，按照国际标准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中国在养老问题上的特殊性在于，西方国家大多是先富后老，而我们是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现在可以说是边富边老。目前中国仍处于经济追赶的艰难爬坡阶段，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发展水平，整个社会的养老保障理念、财富储备、人力供给、体制机制都明显滞后，然而社会对解决养老问题的期盼值却普遍对标发达国家水平。比如，中国为解决养老问题，制定了“9073”战略， 即90%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机构养老，西方许多国家的养老服务体系大体也是这个结构。但在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要实现这个目标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90”和“7”， 也就是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 其根本在于健全社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这包括场地、床位、食堂、护理医疗设施等硬件，也包括政策支持体系、管理体制机制建设，更重要的是护理专业人才队伍的量与质的建设。这在我国大多数地方才刚刚起步，而服务本身的公益性强，需要政府在用地、基础设施、人力供给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投入规模极其巨大，这将是一个需要全社会付出极大努力的长期艰巨的过程。总之，我感到，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既要有长期战略，也要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各地实际情况，坚持问题导向，循序渐进。
应对人口负增长，还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战略和政策。 图/ 中新社
应对人口负增长，还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战略和政策。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要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我理解，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以人口素质和质量的提升，克服人口负增长的不利影响，形成新的人力资本优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国家现代化提供更稳定可靠的支撑。在这个方面可以做的工作很多，包括扩大教育普及、改善国民健康、促进充分就业、发掘老年人力资本、加快农业人口转移和市民化进程等。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儿童早期发展的投资问题。
世界各国政策实践和最新科学研究均表明：儿童阶段是脑和神经系统发育最快、可塑性最强的人生阶段，也是智力资本开发的关键窗口期。对儿童发展的投资越早，收益越大，比人成年以后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更高。基于此， 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无一例外都将儿童发展置于发展议程的优先位置，予以重点关注和政策干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营养、健康、养育、教育、社会保护状况已经显著改善，但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比如， 0—3岁儿童早期养育尚存在政策空白、农村边远地区3—6岁儿童入园率还较低、城乡区域之间儿童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等，儿童的体质、健康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短板弱项既构成社会民生问题，同时也蕴藏着人力资本开发的巨大潜力。
在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 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向儿童早期延伸已刻不容缓，而且越早越好、越快越好，力度越大越好。当前，我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带来相关适龄人口的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投资、人员经费投入等需求也大幅下降，为调整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创造了有利条件。建议有关部门抓紧研究，超前谋划和部署，及时将优化出来的财政资源更多投向儿童早期营养、健康、养育、教育等领域。这一调整不会增加财政负担，而且马上就能做，产生的综合社会效益不可估量。
2009年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就在贫困地区围绕学前供餐、婴幼儿营养改善、学前教育、早期养育、学校营养餐、职业教育等方面广泛开展社会试验。创立了“阳光午餐”“一村一园”“慧育中国”等知名品牌。“一村一园”项目2018年获得WISE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成为该奖项创办以来第一个获奖的中国项目。试验展示出了强大的可复制性和规模化发展前景，直接推动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 年）》、“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等国家政策的制定出台。对这些试验的评估无一例外都表明，投资儿童早期发展，不仅成本较低，而且对于改善儿童身体发育、语言能力、认知水平、心理健康以及社会交往能力的效果明显，且具有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近年来，我多次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社会试验点上调研，都能直观感受到试点家庭和孩子的积极变化。总的感觉是，如果各级政府都能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多投入，久久为功，完全可以将人口负增长的不利影响最小化，同时还能培育中国发展新的人力资本优势，真正实现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为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十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发展报告2023》海南发布会上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