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艳鲜
内容提要：
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教育发展也必将面临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诸多新挑战。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全面进入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之后，面对数字经济这一全新的组织业态，本文提出应通过加强职业教育顶层设计，打造劳动者数字素养培养体系；优化资源投入方式，推动数字时代职业教育走向更高水平均衡；聚焦重点领域，引导职业院校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方式等措施，更好地培养与社会发展趋势和需求相匹配的产业工人。
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对国民经济各行业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影响突出体现在宏观层面数字经济在GDP中的占比提升和微观层面日益模糊的产业边界和日益普遍的产业融合现象。大量事实表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既是顺应数字时代产业边界日益模糊趋势的选择，也是有效应对新发展格局下全球制造业分工深度重塑的有效手段，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把两业融合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予以推进（夏杰长、肖宇，2022）。对于这一趋势性的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对当前的职业教育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小觑。从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程来看，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一个重要比较优势，就是利用成本相对较低的劳动力生产要素切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而流水线上熟练的产业工人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全面进入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之后，面对数字经济这一全新的组织业态，如何更好地培养与社会发展趋势和需求相匹配的产业工人，是当前职业教育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只有把职业教育的培养体系融入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并且与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职业教育才能避免与社会脱节，真正发挥好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优质劳动力的重任。
职业教育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现实困境
（一）职业教育在满足数字化劳动力需求方面存在缺口
现有研究表明，职业教育是提升劳动力素质、推动整个社会生产效率提升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基础性力量。从我国的现状来看，职业教育是一种满足现代社会规模化技能需求的核心渠道（刘晓、李甘菊，2024），但我国技术技能人才与现代产业发展的匹配性仍然不足，甚至部分岗位空缺率高达8:1（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2020）。在数字经济时代，国民经济三次产业都无一例外面临着重塑生产组织方式的挑战，突出体现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比如，智慧农业、制造业领域的机器人应用，服务业领域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场景逐渐丰富，智慧政务、数字政府日益普及。这些领域的工作都需要既懂本领域核心专业技术，又能够在工作中娴熟应用数字软硬件、具有较高数字化素养和能力的劳动力。这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字经济就业影响研究报告》提出，截至2020年，中国数字化人才缺口已接近1100 万。如果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快速数字化，这一人才需求的缺口还将持续扩大。
（二）职业院校教育资源不均衡日益凸显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在社会中的认可度还有待提升， 导致了职业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在快速的数字化转型趋势下，这种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职业院校在国内分布不均。我国职业院校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职业院校的数量较少，无法满足当地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劳动力数字素养的需求。其二，教师队伍建设不足。数字化人才培养的一个核心关键在于高水平师资队伍的建设，但截至2022年，有超过八成的职业教师无法借助高新设备传授技能要领，技术素养差距明显（王佑镁，2024）。此外，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本科层次院校对职业教育院校师资的虹吸效应较为明显，职业院校普遍存在师资队伍建设的难题。师资水平参差不齐，部分职业院校在职称评聘、考核评价和经费保障方面缺乏具体政策， 导致了教师队伍的不稳定（范文杰，2024）。其三，职业院校学生深造渠道尚不够通畅， 存在或多或少的隐性就业和升学壁垒。比如社会上热议的“第一学历”问题，虽然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明确不存在“第一学历”的说法，但社会上甚至是高校内部仍然存在偏见， 导致职业院校学生进一步深造存在壁垒，这又对吸引生源形成了负反馈。
（三）快速迭代的数字经济新业态给教育教学带来了挑战
数字经济发展是对国民经济组织体系的一次深度重塑，意味着在数字经济时代， 职业教育同样面临着一场对整个教学体系的革新和重组。这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工作，因为从客观上讲，数字经济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往往具有跨界、融合、协同和开放的特征。以贸易数字化和数据进入生产要素为例，数字经济较强的迭代性决定了职业院校的课程设置难以完全与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相匹配（肖宇、梁威，2024）。并且就课程设置而言，当前职业院校存在较为普遍的“本科化”趋势，甚至是简单复制本科院校的培养模式，在聚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方面存在学校培养和企业需求不匹配的情况，校企联动不足不深，人才培养与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存在部分脱节。整体来看， 培养具有较高数字素养的劳动力队伍是职业院校的重要任务。而如何应对数字经济跨学科、跨领域的特征，及时根据国民经济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进行科学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的创新设计，已是摆在所有职业院校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推动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是加强职业教育顶层设计，打造劳动者数字素养培养体系。数字时代已经全面来临，加强劳动者的数字素养日益紧迫，需要加快完善数字时代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体系。首先，在文化认知层面，要注重对职业教育的观念引导，形成全社会重视职业教育、认可职业教育和尊重职业教育的文化氛围，在地方人才引进等方面，可适当增加高技能人才的占比。其次， 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契机， 深入推动“职教高考”综合改革，打造一个中等职业教育、专科职业教育和本科职业教育相辅相成、相互衔接和紧密联系的劳动者数字素养培养体系。最后，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对新质劳动力的现实需求，还应注重教育与培训并重，鼓励有条件的用工企业建立自己的培训体系，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基础。
二是优化资源投入方式， 推动数字时代职业教育走向更高水平均衡。推动数字时代职业教育均衡发展，首先要解决资源投入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强国德国的经验有一定参考意义。德国把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纳入义务教育范畴，政府投入资源支持职业教育，同时鼓励企业形成以自身需求为核心的员工培养体系。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给予企业职业培训方面的税收优惠来提供间接支持，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机制和激励机制保障了该体系的良好运行（戴慧， 2023）。结合我国实际来说， 破解我国职业教育当前面临的困境，可以从三个方面发力。其一，加强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多方筹集资源为职业院校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提供支持，比如出台措施鼓励职业院校教师提升学历层次，在国家留学基金委专设职业院校教师出国交流访学的额度。此外， 还要在职称评定、经费保障、课题支持等方面给予职业院校一定的倾斜，多方面吸引稳定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其二，推动区域平衡发展，鼓励中西部地区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新建或扩建一批职业类学校。多方筹集资金，一方面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鼓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兴办职业院校；另一方面，也要尽快建立东部沿海和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对口帮扶机制，鼓励“一省对一校”，改善中西部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在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数字化课程设置和教学设备、数字化企业就业等方面资源共享，推动中西部地区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其三，要打通职业教育晋升路径，形成和普通教育一致的升学通道。比如，可以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建立一个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相平行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适度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模并向职业院校定向倾斜，专门设置一批数字经济职业硕士和职业博士，更好发挥学位这一“指挥棒”在人才队伍培养中的引领带动作用。
三是聚焦重点领域，引导职业院校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方式。高素质的产业工人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自主可控的重要基础，而数字时代的生产组织方式变化，决定了适应数字经济、对自身培养体系再造已成为当前职业院校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首先，聚焦数字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加大数字经济相关课程设置，面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数字公共服务发展最前沿，在数字经济发展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如芯片封装制造、计算机编程开发、人工智能学习、机器识别、自动驾驶、数字政务等）培养一批新时代劳动力队伍，满足不断扩容的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对劳动力数字素养的新需求。其次， 依托产融结合、校企互动，真正培养出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劳动力，可与当地产业园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加强合作，进一步提升人才供给与需求匹配程度。最后，以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为抓手，进一步丰富职业教育资源。在指导原则和基本办学方向上，引导职业院校坚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避免职业教育泛本科化。在教学方式上，要加强数字化技术应用，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信息技术为职业教育赋能，打造一批数字经济精品课程，形成示范效应。通过优化课程设置、创新教学方式和丰富教育资源，从而更好应对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给职业教育带来的挑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英国斯特灵大学管理学博士生，广东省阳江技师学院信息技术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