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慧
2 0 2 2 年， 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负增长0 . 2 % ， 1 2 月单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8%， 较11 月的增速有所恢复， 但仍未回正。2022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次低谷， 仅高于2020 年， 低于疫情前的十几年。在疫情防控“ 新十条” 出台后， 消费增速有所回升， 但2022年12 月增速仍未回到正增长区间。2 0 2 3 年要恢复G D P 中速增长， 必然需要促进消费复苏。研究促进消费复苏的措施， 将短期和长期措施相结合恢复消费和内需， 并在外需面临多种不确定性时促进双循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0 2 2 年以来， 国家和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促进消费恢复， 成效初显。从中长期角度看， 消费社会的到来是一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重要阶段特征之一。抓住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机遇， 将扩大内需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 发展国际消费城市可以作为一个抓手。
2022年的消费形势和稳消费政策
2022年以来，消费低迷， 继4、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跌至—11.1%、—6.7% 之后，虽短暂回升，但12月增速仅升到—1.8%。2022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2%，已是近30年来的次低增速，仅高于2020年新冠疫情突发时消费—3.9%的年增速。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统计分项数据看，餐饮、服装鞋帽、化妆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家具、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额2022年全年均同比负增长，分别下降6.3%、6.5%、4.5%、3.9%、7.5%、6.2%。此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所不能反映的一些服务消费支出也有较大降幅。例如，文化和旅游部的抽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2022年国内旅游总人次同比下降22.1%， 国内旅游收入同比下降30%。与之相比，从2014年到2020 年，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为5%。交通方面， 据交通运输部的统计数据， 2022年全年公路旅客周转量同比下降33.7%，水路旅客周转量同比下降31.7%，民航旅客运输量下降1.9%（其中国内航线下降4 3 . 1 %），铁路旅客周转量同比下降35.9%。通信消费方面的情况相比起来略为乐观， 尽管没有家庭和个人的此项消费统计数据， 但可从行业数据中看出大致趋势。工信部统计显示，2022年全年， 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增长6.4%，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增长18.1%，电信业务总量增长21.3%。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低迷，一方面反映出失业率提高、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消费者预期悲观、信心恶化、部分大额消费（包括旅游和装修等）削减；另一方面，对相关产业形成需求冲击，严重的可能还会损坏供给能力，尤其是导致供给方亏损和倒闭，从而对未来的供需产生延宕的负面影响。
新冠疫情前的六年， 消费一度是经济增长的最大拉动力。连续六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了资本形成和货物与服务净出口。而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负增长可能意味着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萎缩，甚至可能会拉低经济增长。2022 年以来， 各级政府已推出一些政策促进消费恢复。例如， 2022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从助企纾困、保供稳价、创新提质、完善消费平台和消费品流通体系、深化改革等方面促进消费恢复和发展。上海市政府在2022年5月印发《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 推出了增加车牌和购车补贴以促进汽车消费、鼓励家电以旧换新、完善消费保障设施体系、借购物节等节庆活动契机促消费、发放消费券、支持文旅体育事业发展等多项措施。同年5月，深圳市政府印发了《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通过提供消费补贴、增加牌照指标、绿色采购和集中采购等方式鼓励汽车消费、扩大消费电子市场规模、推动家电消费等。同年12月7日， 国家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新十条”）依据新冠病毒毒性减弱的情况对防控措施进一步优化，使疫情下的居民生活工作差旅便利度提高，有助于未来消费的恢复。这也为发展消费政策的重点转向偏中长期的措施打下了基础。
不可忽视的消费增长潜力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机遇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一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消费在其经济中的作用将呈稳步上升趋势，并成为支出法GDP 中最重要的支出成分，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步入消费社会。图1展示了自上世纪70年代初到2020年美英法荷四国最终消费率的变化。1970年时四国均已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50 年中，四国的最终消费率均保持了较高水平，且法国和美国的最终消费率均呈总体上升趋势。从2021年的统计数据看， 主要发达国家的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均比我国现阶段突出得多。2021年， 我国最终消费率达54.5%。尽管此前居民消费经历了快速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显著（从2013 年到2021年居民消费年均增长9%，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超5 0 %），但从先行国家发展经验看，未来我国消费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与发达国家的消费率相比仍有较大距离。例如，2020年美国最终消费率达82%，其中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7%；德国2021年最终消费率达71.9%， 其中私人消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 9 . 4 % 、22.5%。
此外，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看，我国仍然有较大的私人消费升级潜力。近年来，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在逐渐提升。2020年， 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42.6%是服务性消费，比2015年提高1.5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的消费中服务性消费占到44.5%。2020年， 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三大类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分别占13%、9.6%、8.7%（如表1所示）。从几个发达国家消费结构比较看， 休闲娱乐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其家庭消费的比重比我国更高， 交通通信类支出比重比我国略高， 居住、住房装修维修方面的支出比我国高不少， 而食品饮料烟草方面的支出比我国低许多。例如，2020年德国私人消费支出中， 食品、饮料、烟草类支出仅占16.3%，而居住、能源、维修及住房装修、设备和维修两类共占42%，休闲娱乐文化、教育两类共占11.5%，交通、邮政通信共占14.5%（如图2 所示） 。由此大致可以看出， 未来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提高， 休闲文化娱乐教育类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和居住相关的开支比重及金额仍会提高，这是消费发展规律的一部分。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提出及宏观价值、部分城市实践经验
2019年10月，商务部等14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意见》， 提出要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目标是利用5年左右时间，指导基础条件好、消费潜力大、国际化水平高、地方意愿强的城市开展培育建设，基本形成若干立足国内、辐射周边、面向世界的具有全球影响力、吸引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使其成为扩大引领消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载体。之后，经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2021年，商务部印发的《关于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工作的通知》和商务部、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印发的《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总体方案》作了进一步部署。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宏观意义除了有助于短期提振消费和内需，还可以为中长期打造新的增长动力，助力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构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需要不断寻找新的增长点。消费在内需中扮演重要角色，且能促进供给侧发展，重要性凸显。此前在外部经济摩擦增加和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发展消费对构建双循环互促格局也是必要的举措。从长期看，在投资高峰期相对过去后，消费的重要性一般会提升，如前文所述，未来我国消费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看， 2021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5.3个百分点，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占到65.4%，在三驾马车中拉动作用最强。同年，美国私人部门消费支出拉动其GDP增长5.27%， 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占90.4%。因此，开发消费潜力对中长期撬动经济增长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中，指出扩大内需战略的重大意义包括：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 是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主动选择，是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必然要求，是更高效率促进经济循环的关键支撑。作为促消费的一个抓手，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还可服务于扩大内需战略实施。
自2 0 1 9 年开始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来， 五大试点城市各自采取了系列举措， 在此主要介绍下广州和北京的实践经验。
2021年，广州市发布《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 提出“ 到2025 年，基本建成‘湾区制造’引领、全球资源荟萃，错位互补协同、城乡生态包容，文商旅体融合、岭南文化凸显，自由便利流动、双向互济共进，面向世界的数智化、时尚化、现代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目标。该方案结合其自身优势，提出“商品、提质、强能、通达、美誉”五大工程。在2022年广州市商务局发布的《广州市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中，对“五大工程”作了进一步细化。在具体实践中， 广州摸索出了几条特色经验。一是将相关的消费行业融合发展，例如将文化旅游业与商业结合，既可满足国际游客需求， 又可满足本地中产周末和节假日休闲购物和短途旅游需求。二是升级老商圈，改造专业市场等旧的商业模式，将专业市场销售和制造环节向设计等微笑曲线上段延长，增加在产业链中得到的附加值回报。三是重视从供给侧丰富消费品种、提升消费品质量与发展高科技行业结合（例如汽车行业）， 通过打造消费中心促进产业发展，同时以消费需求端促进供给侧发展，形成供求互促，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四是重视培养新兴服务业，例如借助医疗资源较为丰富、生物制药产业基础不错的优势发展康养产业等。五是重视商业发展与城市规划、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配套相结合。六是强调深化穗港澳合作，共建共享产业体系，以助力其更好地发挥区域消费中心功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七是注意引入开放政策和市场开拓，如发展市场采购贸易、跨境电商、免税消费，改进汽车平行进口地方政策。当然，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实践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关注或改进，例如，需要保护原创和知识产权、促进创新，以推动制造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更加重视促进低碳转型的绿色消费。
北京市政府于2021年8月发布了《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2021- 2025年）》，提出工作目标， 到2025年该市在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消费舒适度、政策引领度等关键指标方面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成为购物之城、美食之都、全球旅游目的地、数字消费和新型消费标杆城市等。同年，还出台了《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数字消费创新引领专项实施方案（2021- 2025年）》和《北京市数字消费能级提升工作方案》。2022年又出台了《北京市商业消费空间布局专项规划（ 2 0 2 2 年-2035年）》，提出到2035 年将北京建设成“中国潮”“国际范”“烟火气”共融共生的国际消费中心示范城市，全市规划打造4个国际消费体验区、29个城市消费中心、84个地区活力消费圈和若干个社区便民生活圈。
对继续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促进消费恢复和发展的建议
（一）围绕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完善城市宜居功能的基本目的，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助力消费恢复和发展
2021年我国人均GDP已达12556.3美元。2022年GDP初步核算数为121.02万亿元，人均GDP 达到12741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3206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我国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水平。从发达国家经验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 消费社会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发展消费将成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需求政策的重要部分。国内已有的国际消费中心建设试点城市基本属于人均收入或消费处于国内较高水平、区域辐射能力强的城市。但实践中仍存在一味追求引入国际知名品牌专卖店等现象，而适应中产消费能力的质量良好、性价比高的商品种类不够多，造成一些商场因需求寥寥而萧条，而线上消费仍然火爆的情况；其他类型消费也有相似情形，如旅游景区物价高昂等。这无疑都会形成限制消费发展的因素。党中央在《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提醒我们，发展消费需因应不同阶层居民的生活需求， 毕竟我国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不同收入群体的需求显然不同。实践中， 可以通过商场、商店、商品与服务的差异化来适应这些不同， 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也应注意价格、种类、品质上的多元化。这样也有助于扩大内需和未来消费的发展。
从城市功能角度看，新城市主义经济学家Glaeser（2000）在《消费城市》一文中曾指出，城市的人口密度对促进消费非常重要；城市的生产功能随企业选址灵活性的增加有所淡化， 未来城市的成功将取决于城市作为消费中心的角色；城市对居民的吸引力主要来源于其消费功能带来的宜居性，包括丰富多样的服务和消费品、艺术和实体场景、优良的公共服务和交通便捷度。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仍需主动适应这些规律，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构建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和消费环境。
（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构建需要积极打造开放的消费环境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的“国际”两字，不仅应该体现为消费品来源的国际化、消费相关产业链上企业的国际化、人流和物流的国际化，还应该体现为服务业的国际化、人才的国际化。
国内试点城市不少都在前面几方面相对比较有基础，而需要更加重视后两者。当然， 前面几方面中也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广州在总结不足时提到，其引进的外资商业运营企业不多。而从北京亚运村的华堂商场案例看，其外资股东伊藤洋华堂的运营和管理能力比较优秀。无论是消费品还是商业，都需要适应中产阶层的多元化需求，为此，在消费品制造业和商业中引入一些外商投资，有助于利用其技术、专有知识、运营和管理能力， 充分吸收其经验，发挥其“鲶鱼效应”，增加更多的专业技术和能力外溢。国际物流行业也与此类似。尽管通常快递业有较严的管制，外资很难切入， 但是广义的国际物流业包括国际货运、货运代理、商船保险、海上保险等，这些领域对外资的开放度可以更高。
消费性服务业方面，需要增加更多样化的提供方和服务品种以及提高服务质量，提高行业的国际化程度就是一个解决维度。例如，我国的QDII基金产品中几乎没有欧元区股票指数基金，而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不乏此类国际化的股权投资基金。提高金融业的开放度，并不只是为了使金融机构投资方多元化，更重要的是学习其产品开发和各方面的管理经验， 提高整个行业对更国际化的投资需求的服务能力，并与宏观层面的开放政策形成互动。
在一些伴随新技术出现的消费品（如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汽车）产业链条上的技术密集型企业，仅仅依靠外部技术或者仅仅依靠自主创新， 可能都会面临尴尬。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出口管制收紧、重视特殊产业（如半导体行业） 的产业链安全，意味着技术外溢难度在提高，仅依靠自主创新面临与国外既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的差距而出现“闭门造车”，出来的技术和产品仍然不能超越国外新开发出来的技术，无法出现创新追赶，智能驾驶技术方面目前就是如此。类似的，为汽车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 D A S ） 服务的毫米波雷达也面临从绝大部分依靠进口到国内有部分企业开始自主生产供应的局面。此类行业，自主创新、国产化要做，但仍然可以吸引一部分愿意来华投资的外企，并吸引愿意来华的外国高端技术人才， 将引资和引智相结合。这些都有助于处于技术革命阶段中的消费品更新和相关产业链的整体更新，从而防止国内行业未跟上全球技术革命步伐导致大量企业被淘汰出局的情况。
此外，在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时， 还可以考虑将暂被搁置的《中欧投资协定》中涉及消费的行业开放政策在试点城市推进，例如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模式。对我国申请加入的CPTPP和DEPA中一些易率先试点推行的与消费品行业有关的内容，也可以有所考虑。对《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中的商品，以及其他贸易国的特色消费品，可以与其他进口消费品一样在一些商场超市设置专区出售，以丰富消费品类，供消费者选择。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还可以完善普惠和消费金融支持，促进公平竞争、法治等， 以推动更国际化市场化营商环境的构建。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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