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奇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不容有失。党中央认为，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我国“ 三农” 工作正沿着跨越五级阶梯的战略部署向前推进，第一级阶梯是脱贫攻坚，第二级阶梯是全面小康， 第三级阶梯是乡村振兴，第四级阶梯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第五级阶梯是农业强国。当下， 我们正处在第三级阶梯向第四级阶梯跨越的阶段。乡村振兴立足“ 三农” ， 乡村对标城市，农业对标工业，农民对标市民，补缺项、强弱项，重在解决有和无的问题；农业农村现代化聚焦“二农”，着力注入各种现代元素， 扩增量、提质量， 重在解决多与少的问题； 农业强国， 专注“ 一农”，打造高原、形塑高峰， 重在解决强与弱的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特征，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质上是“三农”的现代化，“三农”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高度一致，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首先应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农民现代化，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是农民，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两个文明相统一的现代化，中华文化的源头在乡村、主体在乡村、载体在村庄，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精神文明重在充分挖掘乡村文化的精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是难点， 乡村是重点， 贯彻“两山”理念关键在乡村。走和平发展和共同富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不可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靠掠夺其他国家资源建设现代化，我们靠自己的力量， 建设生产、生活、生态、生意“四生”契合的现代化，让在乡村生活的人既能安居又能乐业，实现共同富裕。在当前的宏观背景下，在“新时代”和“中国式”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点上，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建设？值得研究探索。
一是从空间格局上看。要彻底破除城乡分治，贯彻融合发展的理念，使县城、乡镇、村庄三位一体，综合统筹，实现县域全境范围内的共体现代化。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首先必须做好空间重构，县城、乡镇和村庄一体谋划、一体设计、一体实施、一体服务、一体监管，努力实现城乡之间的产业融合、要素融通、体制融洽。要做好这篇大文章，必须解决好两大关键问题，一个是认识论的问题，一个是方法论的问题。
认识论上， 要摆正城乡关系。一是平视还是俯视？用城市高人一等的眼光居高临下看乡村，还是把乡村和城市放在同等地位。二是恩赐还是还债？ 乡村振兴， 需要城市支持、工业反哺， 但这决不是恩赐， 而是还债。我们党自成立以来都是靠“ 三农” 打天下、搞建设、推进改革。战争年代，农村包围城市；建设年代， 农业支援工业； 改革年代，农民服务市民，今天2.9亿农民工就是在为城市、为市民服务。三是主动还是被动？过去农民进城求人办事， “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今天如果城市不主动去为乡村服务，还让农民去“ 求” ， 乡村也无法振兴。四是融入还是嵌入？ 特别是产业，特别是要素，是主动融入乡村，还是像打补丁一样， 搞个形式做个样子？五是设计上一元还是二元？城乡“两张皮”的设计必须彻底打破。这些认识论中的问题不解决，城乡很难融合发展。
方法论上，要体现优先。农民说我们刚吃饱饭， 城里人又在减肥； 我们刚用上机械，干活可以少出汗，城里人跑到健身房、桑拿房去找汗出；我们刚吃上糖，城里人又在尿糖。要填平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 就必须做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都提出的“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怎么优先？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大战略中体现优先。宏观布局， 总体谋划，应先乡后城，统筹平衡。二是在农村与城市大背景中体现优先，比如公共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必须补齐短板，使公共产品真正姓“公”，不能只姓“城”， 不姓“乡”。三是在农民与市民大格局中体现优先，农民和市民权利不对等，重点要解决农民市民权利公平问题，比如养老、医疗、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不公平问题。四是在三次产业大结构中体现优先，比如资源配置，20多年以来，一产贷款只占全部贷款总额的5% 左右，印度三次农业革命取得成功，一个关键点在于农村金融的支持，农业贷款占比高达20%左右。五是在城与乡、工与农用人的大导向上体现优先，组织工作要把能干事、会干事、有魄力、敢担当的年轻有为的干部任用到“三农”领域， 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增强他们的话语权。六是在社会舆论的大氛围中体现优先，各种媒体都应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放在突出位置予以宣传，使社会弥漫浓厚的舆论氛围。
2 0 2 2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县城是城尾乡头， 推进4 . 0 版城镇化与以往的城镇化不同，一是资源集聚方式不同，靠三产而不是二产；二是产业发展重点不同，改过去二三产业为三一产业； 三是规划建设格局不同，城镇村三位一体；四是社会治理基础不同，“陌生的熟人社会”；五是形塑家庭形态不同，多三栖家庭。4.0版城镇化既肩负城镇化重任，又肩负城乡融合发展保障三大安全的历史使命，必须打破传统城市化思维，克服路径依赖。
二是从功能特质上看。乡村和城市就像一对夫妻，各有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 目的就是要把乡村的独特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所谓独特，就是城市没有的、乡村独有的、未来必有的。这一独特功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食物保障，二是生态保育，三是文化传承。
食物保障功能方面。中国人多地少， 1 4 亿张嘴一日三餐顿顿不能少，这是铁律。因此食物保障是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永远的头等大事。要落实好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重点在于解决好三个关键问题，第一， 要树立四大观，大食物观、大资源观、大市场观和大节约观。大食物观，指不光要保障粮油菜的安全，还要保障肉蛋奶、鱼虾蟹、瓜果薯及食用菌等方面的食物安全； 大资源观，指不仅向耕地要食物，还要向江河湖海、森林、草原、沙漠要食物；不光向动物、植物要食物，还要向微生物要食物；不光向“有体之物”要食物， 还要向“ 无体之物” 要食物；大市场观，是指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不断完善国内国际两条供应链，做好双循环，在粮食武器化、种子殖民化的背景下， 尤其要把握好“以我为主、适度进口”的原则，端牢自己的饭碗；大节约观，不是让我们像温饱时代那样省吃俭用，而是不要浪费， 我国每年浪费的食物够两亿多人一年食用，食物浪费约占全世界的1/3。同时，还要从食物安全的源头上堵住浪费土地、浪费淡水等浪费资源的漏洞。
第二，宏观层面上要处理好多种关系。一要处理好上与下的关系，国家要粮、农民要钱，要调动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二要处理好工与农的关系，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依然很大；三要处理好南与北的关系，南方本来是粮仓， 现在不种粮，成了钱柜，北方水利条件不如南方，花大成本进行南水北调，种了粮食又运到南方，这个格局要改变；四要处理好内与外的关系，把内外两个循环体系建设好。我国只有19亿多亩耕地，加上每年的复耕面积，大约有25亿亩， 但我们每年必需的农产品数量是3 5 亿亩的土地产出物， 每年都要进口1 0 亿亩土地的产出物，内外两个市场必须同时发挥作用；五要处理好种与吃的关系，过去吃粮的现在变成吃肉蛋奶的，过去种粮的现在变成吃粮的，2.9亿农民工现在不种粮，但都要吃粮，“粮价高了有呼声，粮价低了有哭声”，粮价一高，城里人反应大， 粮价一低， 种粮农民收入受到影响，二者之间应找好平衡点；六要处理好产与销的关系，十年前全国有十个粮食输出省，现在仅有5个，输入省必须保障一定的自给率；七要处理好质与量的关系，粮食安全不只是量的问题，更有质的问题；八要处理好国与民的关系，主要是储粮，过去农民至少储一年的粮，现在储三个月的都很少，应支持民营企业储粮；九要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即首先保口粮，其次才是工业用粮、饲料用粮。
第三， 微观上要落实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藏粮于地”方面，一要遏制“ 非农化” ， 我们的土地太金贵了， 城市化拼命圈地，我们现在600多个城市加上2000多个县城和3万多个乡镇所在地， 整个建成区面积1 2 万多平方公里， 按照国际标准可以住1 2 亿多人， 也就是说，现在一分地都不增加， 城市化到百分之八十几地都够用，现在还在推进土地“非农化”，近十年来，每年全国平均减少耕地一千多万亩，照此下去， 再过十年就会突破1 8 亿亩红线，很值得忧虑。二要遏制“非粮化”，因为种粮不赚钱， 很多农民改种经济作物。三要遏制“非耕化”，尤其是山区丘陵土地抛荒严重。四要遏制“非绿化”，前三个方面是指粮食生产量的问题， “非绿化”是质的问题，就是不按绿色化的理念种地，土地质量越来越差，粮食品质亟待提高。五要遏制“非劳化”， 土地外包的人越来越多，耕种自己土地的人越来越少，影响土地的效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马克思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只有让劳动和土地紧密结合，才能效益最大化、价值最大化。“藏粮于技”方面，这个“技”藏在哪儿，怎么藏是个问题，但不管什么“技”， 终端载体是农民，不把农民的农技培训好，科学研究再发达都没用。所以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是个大问题。目前农民培训从时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近期要解决的，就是要把家庭农场主培训好，把社会化服务组织完善起来。第二个阶段，农业院校应比照全科医生、全科教师大力培训全科农民，开设全科农民学院， 通过线上线下授课，把家庭农场主培育成全科农民。同时大力发展乡村二三产业，让小农户和没有能力外出打工的农民可以就近就地兼业，发挥各种务农之外的技能。第三个阶段，远期要发展乡村教育，乡村的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体系都要建立起来。乡村振兴关键是人才振兴，没有人才什么都是空谈。人才从哪里来，不能光靠引进，必须是本乡本土培育起来的。一些孩子到城里读书， 形成的是城里的“三观”，让他带着城里的“三观”去搞乡村振兴，那是一厢情愿，即使回乡村也做不好。乡村教育是百年大计，一个人从小就在乡村环境中生活，才能爱农业爱农村，才能愿意当农民，没有这个家乡感情基础不行。“藏粮于技”必须从这个基础上做起，把乡村教育抓起来，让农村孩子能就近就地免费读书。早在1907年，一个中国人考察发现，当时奥地利那么小一个国家，全国范围内办了190多所农务学堂。如今像我们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也只有四十多所农业院校。
总体而言，中国农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补齐三块短板， 即植物缺油，每年要进口一亿多吨大豆；动物缺奶，需求量5000多万吨，生产量只有3000 多万吨；微生物缺人爱，一是认识不足， 二是开发不足， “三料二品一剂”的六大领域需要充分开发利用。
生态保育功能方面。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国际上有一个“地球生态超载日”，从1970 年开始，那一年的生态超载日落在12月29日，只超载两天。到了2019年，地球生态超载日已经提前到7月29日，也就是50年提前了5个月，按这个速度，再过50年，会提前到2月28 （29）日。也就是说，地球上所有的人，两个月就能把生态资源用完了，可以看到生态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现在全世界关注南北极的冰山融化，中国更应该关注第三极，也就是青藏高原，这里是我们的水塔， 但雪线以每年十几米的速度向上退，令人担忧。所以，要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和系统保护，水的问题、土壤的问题、空气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生态环境问题。人类在原始文明阶段经历了100多万年，农业文明阶段1万年，工业文明阶段300多年，现在进入第四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阶段。为什么要搞生态文明？因为存在生态不文明的现象，生态不文明的源头是工业带来的问题。在生态文明阶段，既要克服工业文明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盲动”弊端，还要克服农业文明由于生产力低下带来的“被动”问题，从而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中克服工业文明盲动的关注度较高，而对克服农业文明的被动还需要提高认知，并付诸行动。这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例如，怎样帮助农业主动地避开自然灾害风险，克服“ 望天收” 被动局面， 还需要下大功夫， 花大力气赶上。我国19亿多亩耕地，水田和水浇地只有1 0 亿亩， 生产出70%的粮食和90%的经济作物，其余都是“望天收”。当然，现代农业也有盲动问题， 比如化肥农药过度使用，打破了植物、动物、微生物三物封闭循环的天然格局，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应重建三物思维的理念；就大格局而言， 二产三产和城市都会破坏生态环境，只有一产和乡村才具有修复保育生态环境的功能。生态环境安全难点在工业、在城市，但重点在乡村、在一产。不论城乡，人人都要牢记“两山”理念，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生态发展观、生态消费观和生态道德观。没有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就没有高品质的幸福生活。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我们是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代，但还应清醒地看到，我们也是生态环境保育的最后一代，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最后的机会，再不抓，子孙后代将无以生存。
文化传承功能方面。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城邦，中华文明的源头在乡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主体是乡村文化，载体是村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就是文化，文化没了，国家民族就等于消亡了。具体到乡村振兴，文化传承既包括“天时地利人和”“耕读传家”等思想理念的传承， 也包括“ 遵循规律， 顺应自然” 等思维方式的传承， 还包括民间互助、邻里共济等公序良俗的传承。在旧村改造中， 不要觉得一些村庄能推就推，让农民都上楼，这是很荒唐的，一个村庄就是一种文化， 文化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唯一性， 世界上找不到两个相同的村庄。推掉一个村庄就等于斩断一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脉。改革开放初， 我国有400多万个自然村落，现在还有200多万个，少了一半，这样下去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很令人担忧。所以今天的村庄应该是“应留尽留”，不是“能推尽推”。改造传统村落，应该是“外面五千年，内里五星级”。大格局不要变，这样才能留住乡愁，留住我们的传统文化，找到文化自信，从而实现文化自觉。
三是从目标追求上看。与发达国家比较，解决“三农” 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特殊难题。目标追求重在三个方面，第一个目标追求，是农业“两高”保供，其中“两高” 指高质高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农业强国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是一回事，建成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未必是农业强国， 农业强国是和现在国际上的农业强国做比较， 至少要赶上或是超过这些国家才能叫农业强国。农业强国分两种类型， 一是特色型，如以色列的节水农业、荷兰的花卉、丹麦的养殖；二是综合型，如美国、澳大利亚等， 我们要建设的应是综合型农业强国， 它应具备和其他农业强国一样的共性特点： 即综合生产的能力强， 加工转化的能力强， 保障供给的能力强， 科技创新的能力强，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强， 产业竞争的能力强， 农民增收的能力强。最后这一点很重要，没有农民持续的增收，农民就没有积极性。农业“两高”的目标就是实现“七强”，建设成农业强国。
第二个目标追求， 是农村“ 两宜” 和美， 其中“ 两宜”指宜居宜业。“和美”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新提出来的， 就是和谐美好。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宜居？“绿树、池塘、荷花， 小桥、流水、人家， 粉墙、黛瓦、篱笆， 蔬菜、瓜果、鸡鸭” ， 有这些元素构成就应该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居所。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人类的居住环境有一个最精妙的概括，叫“诗意的栖居”， 一到那儿就马上产生诗情画意的感觉，这就是最高境界的居住环境。农民和城里人不一样，农民要晾晒农产品，要放简单的农具，要搞家庭副业， 要“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解决眼前生活中的需求问题。“宜业”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种地不能太远，二是能就近就地兼业，除了种地，还能在农闲的时候就近就地打工增加收入，这两个条件都满足才能称为“宜业”。农民就近就地兼业，需要把乡村产业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令很多乡村干部头痛的问题。应以“四高”破“四难”，即发现高人破产业难选；培植高地破产业难大； 打造高原破产业难强；形塑高峰破产业难优。“宜居宜业” 总体上需要“四生”契合，即生产、生活、生态、生意。所谓生意，就是开拓市场。没有市场，生产、生活、生态再契合也留不住人。要在宜居、宜业的基础上再实现“和美”， 就应以“九园之乡”的理念建设村庄，即农民宜居宜业的家园、农品高效生态的田园、市民休闲养生的逸园、人与自然和谐的乐园、游子寄托乡愁的留园、农耕文化传承的故园、民间矛盾调处的谐园、应对新型灾难的后园、累积家园红利的福园。
第三个目标追求， 是农民“ 两富” 福乐， 其中“ 两富”指富裕、富足。富裕指物质层面，富足指精神层面。福乐，就是幸福、快乐。物质生活富裕表现在三个层面，收入水平、财富占有、消费能力。精神生活富足， 关键点就在于通过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精气神，乡村文化建设重点抓十件大事：兴教育、续文脉、集器物、修志书、承技艺、立乡约、订家训、开夜市、除陋习、办赛事。
四是从方法路径上看。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方法路径，第一个要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始终不要忘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公有制是基础。所有的农村改革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个问题在进行，从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直到今天的农业大托管等等，都是紧扣这一主题展开的，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一个必须回答清楚的问题，必须进行不断深入探索的问题。第二个要探索小农户与现代化如何有机衔接的问题。我们有2.3 亿承包土地的小农户，这个数字是美国农业经营主体的100 倍， 是英国农业经营主体的1000倍， 要把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组织起来带入现代化， 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情，需要长期探索。第三个要探索的是“三体共化”。农业现代化， 农业是本体， 农民是主体， 农村是载体。农业现代化不是说农业实现了现代化就是现代化了，主体农民没有实现现代化， 载体农村没有实现现代化，就产生不了现代效应，就不算农业现代化。要探索“三体共化”，其中的因素很多， 最重要的是“ 三农” 领导干部必须遵循1 0 个“ 三” 的法则。一要常读“三本大书”， 即天地之书、文字之书、视频之书； 二要树立“ 三物” 思维，即植物、动物、微生物怎么循环利用；三要遵循三大规律，自然规律、市场规律和社会需求规律；四要融合三次产业，推动三产融合发展；五要推进“三体共化”；六要保障三大安全，食物安全、生态安全与文化安全；七要守好三块土地，农村集体土地分为三大类，即农地、市地、生态地， 农地就是耕地，市地就是建设用地，生态地像湿地、森林、草原等；八要驭好三驾马车， 就是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相监督， 互相促进； 九要提高三种能力，人的能力分三种，即基础能力、思维能力、品质能力， 基础能力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提升，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思维能力，最高境界就是品质能力； 十要培育三农情怀。第四个要探索的是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如何协调。农民既是乡村现代化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建设者、创造者， 农民是主体、主力，如何做到在政府主导下让民间智慧充分涌流，农民积极主动投身乡村建设，是一篇尚未破题的鸿篇巨制，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因地制宜， 找准对策、找对路径、找好方法，需要基层干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发挥群体的大智慧。比如建立乡村“ 能人库” ， 打造“ 能人丛” ， 通过引导、发动、支持、帮助，让各类人才都能有展示自己的平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县域范围就能找到治理一个国家的各类人才，刘邦、朱元璋这两个农民出身的皇帝，执政后的文臣武将， 大都是当年的同乡。今天， 我们建设乡村总说缺人才，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去发掘人才，有没有为人才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
作者为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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