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刘长杰
“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十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发出的这句评语，在2021 年9月26日、27日举行的可持续发展论坛2021上，被参会嘉宾反复提起。“中国式减贫”取得的巨大成就，给全球各国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今年2月，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这意味着，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的减贫目标。
自十八大以来，中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经过8年持续奋斗，现行标准下9899万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 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 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
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脱贫。这一减贫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减贫学”正日益成为一门受人关注的“显学”。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员常启德表示，中国的脱贫攻坚成果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带来重要启迪。
中国的精准扶贫实践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和启示有哪些，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验和启示是什么，中国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应如何应对……这些“消除贫困与共同富裕”的话题， 成为“可持续发展论坛2021”第一单元关注的热点话题。
中国共同富裕愿景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到2025年，推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形成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到2035年，浙江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率先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美好社会。”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金彪说，从浙江的实践和发展来看，消除贫困和推动共同富裕就是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精神，找准发力点、突破口，聚焦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着力打造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社会形态。
陈金彪在其主题发言中表示， 浙江将从五个着力出发，推动全省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所谓“五个着力”，一是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离不开各领域高质量发展，特别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推动共同富裕有利于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在具体实践上，浙江始终把创造一流营商环境、营造一流创新生态、打造一流产业集群放在突出位置。二是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浙江区域发展总体比较协调，但仍有26个县相对落后。在原有实施“山海协作”工程的基础上，浙江以“一县一策”思路大力推进26县发展，努力走出山区绿色化、低碳化、数字化发展的新路子。三是着力构建橄榄型社会形态。当前，浙江主要通过开展“扩中”“提低”行动，优化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加快构建橄榄型社会。四是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针对农村在财产性收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的差距，下一步，浙江将加快补齐县城、中心镇和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重塑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构建城乡新格局。五是着力共享高品质美好生活。在推动物质文明发达的同时，将花更大气力建设高水平美丽浙江、新时代文化浙江、现代化治理体系，彰显浙江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和谐之美。
在随后的主题演讲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如何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他直言，“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这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一个关键点和要害处。”
对于如何认识和实现共同富裕，高培勇认为要重视和厘清四个重大问题。首先，效率和公平同样重要。富裕需要把蛋糕作大，共同要求把蛋糕分好，两者同样重要。中国尚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现实的国情意味着，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因此，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首先应当是富裕基础上的共同而非共同基础上的富裕，这就要求我们要找到一条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发展路径。
第二，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较之结果公平更重要。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只有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体现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的同时体现结果公平，才可能在保证公平的同时，使其保有对创新和勤劳的激励作用。
第三，促进共同富裕必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土壤。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方向，致力于要素价值市场化的经济机制，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完善第三次分配机制，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性事业。
第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要跳出分配、综合施策，从统筹社会生产各方面、协调国家各领域的立场出发，从着眼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中促进共同富裕。
“我为共同富裕这一概念的提出而点赞。中国现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把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愿景。”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员常启德在发言中指出，新发展格局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关键，可以保证不让每一个中国人掉队，而联合国不让每一个人掉队的愿景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今后15年努力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时间正在不断流逝，我们现在亟需团结各国实现共同富裕。” 常启德说，我们必须推动全球的合作伙伴团结协作，以更大的合力促进多边主义合作，加快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减贫经验将助力世界减贫实践
在常启德看来，应对贫困并不是什么新的承诺，近30年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减少极端贫困工作均取得巨大成就。他举例说，在1990年，52%的世界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到2015年，只有6.3%的贫困人口生活在东亚及亚太地区。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持续，将对全球减贫事业造成巨大影响。常启德预测，到2021年年底，全球将有数百万人或将重归极端贫困。而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未来或将有1800万亚洲人重新陷入极端贫困状态。“因此，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一个目标，也就是零贫困，仍旧面临着严峻挑战。”
“菲律宾的可持续发展计划是到2040年，菲律宾将会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繁荣的社会，一个经济发达、文化多元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已经推出了必要的机制和措施，并且和国际社会通力合作。”菲律宾国家反贫困委员会主席（部长）诺埃尔 • 弗朗科在发言中强调，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使菲律宾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加严峻，必须与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才能够完成此前的减贫目标。
弗朗科介绍，菲律宾的减贫行动，首先通过发展和促进多元化进行减贫。菲律宾是一个农业国家， 很多农业人口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因此，提升这些居民的能力， 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农业生产、水产品生产和大规模的商业生产，成为减贫的基石。政府还鼓励各种各样的产业项目落地岛上，推动乡村发展。第二，政府出台省级协商机制，定期沟通，并邀请十个社会领域的代表一起讨论项目执行的进展。第三，通过极具挑战性的“穷人大宪章”及其实施细则，为所有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机会及参与权。
“可是，光有实施细则只是行动的一部分，关键是要让这些措施得以落地，这需要资金。”弗朗科说，菲律宾的大规模减贫计划肯定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加强合作，保证政策的延续性等。希望借助参与这次论坛的机会，可以学到其他国家好的实践，来为本国的减贫计划提供借鉴；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切实可行的建议，以便为本国的减贫努力提供助力。
研究数据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将使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增加约1亿人。世界银行中国、韩国和蒙古局局长芮泽认为，在本次疫情发生前，世界就已经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疫情持续扩散将进一步加剧全球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减贫经验值得特别关注。
在发言中，芮泽重点介绍了他眼中的“中国式减贫经验”。
首先，中国在2020年消除极端贫困，这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中国提前十年消除极端贫困， 得益于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高师资率、高预期寿命以及科技创新能力。来之不易的成就，是中国强大的行政能力和具有比较优势的政策导向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二，尽管已经消除了极端贫困，但中国的减贫议程并没有结束。中国仍有约1.8 亿人口被视为贫困或者弱势人口， 这1.8亿人口要比极端贫困人口复杂得多，其中有约1/3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现在，中国正把目光投向这一庞大的群体。第三，中国的减贫成功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快速发展的不平等现象下取得的，因此解决不平等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对于持久降低社会的脆弱性很重要。共同富裕为所有人创造平等机会，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目标，也完全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精神。
芮泽说，中国约8亿人摆脱绝对贫困的故事，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激励。中国在向高收入转型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严峻挑战及其应对经验，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从这场疫情当中，我们学习到为了共同应对贫困，需要全球协作，并且需要充分利用各方的资金及资源推进减贫事业。”常启德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及其在“南南合作”方面的努力，领导了这方面的工作。“我在非洲工作多年，亲自见证了‘一带一路’公私合作以及‘南南合作’在减贫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作用，可以使760万人（世界银行的数据）摆脱极端贫困。联合国因此支持中国的一系列减贫行动。”
常启德还说，全球消除极端贫困的努力，必须基于知识的分享和经验的交流，在此，他感谢中国能够通过“南南合作”分享减贫经验。
消除贫困与共同富裕， 中国企业在行动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离不开金融的强有力支持。“作为政策性银行，农发行履行了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张文才说。
在主题发言中，张文才向大会介绍了农发行履行政策性金融扶贫责任的四点认识：服务国家战略是政策性金融扶贫的根本导向；发展为了人民是政策性金融扶贫的根本目的；连接政府是政策性金融扶贫的根本机制；系统治理是政策性金融扶贫的根本途径。
而在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农发行将坚决执行国家意志，服务“三农”需求：一要强化政策性职能，以服务乡村振兴统揽工作全局，聚焦国家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二要践行包容性发展，推动乡村金融更加普惠； 三要突出综合性支持，充分发挥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作用，支持农业全产业链和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 支持种业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数字农业，大力支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加大绿色金融服务力度，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四要探索支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业社会化改革，促进资金人才资源向乡村集聚；五要提升系统性帮扶成效， 促进先富带后富，持续支持“万企兴万村”行动；六要深化国际性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在脱贫攻坚和共同富裕过程中，企业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在论坛上分享了企业的做法，即坚持把可持续发展融入企业的发展战略，把消除贫困作为践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作，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产业+基地”精准扶贫模式：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发挥组织力量；二是突出产业带动，注入源头活水；三是做到精准发力，关注特殊群体；四是致力全面脱贫，推动共同富裕。
长期以来，纺织服装业被定义为传统行业，然而身在其中的溢达集团却一直鼓励员工创新和挑战，特别是更广泛地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做到人机合一，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员工收入，为应对气候变化和追求共同富裕做出榜样。
在纺织服装行业，溢达集团是第一家为一线员工、基层员工提供继续教育的企业。“我一直相信，就业是民生之本。一家优质企业，不仅要顾及股东利益，还要重视员工福祉，积极应用科技创新，系统制定员工培训计划，并提供大量优质的就业机会，助力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景。”在论坛发言环节，该集团董事长杨敏德分享了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帮助一线员工与时俱进地持续提升个人能力，从而不被科技洪流淘汰的好经验、好做法。
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结合自身成长经历，阐明其个人与企业的“奋斗脱贫观”和“共同富裕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直言，我们“穷则通过奋斗来解决贫困问题，富裕后是先富主动承担帮扶责任，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当“达则兼济天下”重回中华大地、重放思想光芒的时候，这一思想必将成为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不二武器。
“中国数十年来一直维持高经济增长态势，同时又取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很多发展方式值得我们学习。”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克雷默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观察到，中国取得长足进步的一个成功做法， 就是对一些创新性的政策先从试点开始起步，经过积累经验、不断地改善，形成政策，进而总结复制推广。这种做法不仅包括先从地方开始试点的国家级政策，也包括科技创新、数字农业推广、教育医疗改革、其他公共政策实施等。
克雷默表示，“在试点过程中， 中国政府会为哪些人群能够接受这样一些新的政策制定一个优先级， 规定一个顺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避免一些政策的负面效果的外溢效应。”克雷默的深入观察，正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语——旁观者清。